8、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ppt.ppt

顾颉刚（1893—1980 ） * * 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大师及其理论 王国维 第一，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 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 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1877－1927）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中国之旧史》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梁启超不仅是首倡‘史界革命’的新史学开山，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而且也是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 。 繁富多变是梁启超史学的最显著特征，从《新史学》到《欧洲战役史论》是一变；《中国历史研究法》又一变；直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杀青，才算有了晚年定论。 变中有恒，这是梁启超史学另一显著特征，在“书事主存真”、“治史尚整全”、“取材求完备”、“述史贵活动”、“解析兼因缘”方面都是始终坚持不变的。 勇于开新是梁启超史学又一显著特征，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爱用各种学理作历史解析，为各种决定论渗入史学领地开了方便之门；肯定方法的重要性，讲求方法学和倡导历史统计法的广泛使用，得“量化史学”风气之先。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古史辨自序》 “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 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 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 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一是区别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 二是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的重心从探讨客观的古史究竟如何转到研究文献记载中古史的传说、演变的经历之上，即进一步去考察客观的古史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观念中是如何演进变化的。“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对古史传说经历的考察和研究，使中国的古史研究走出了以“记述”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史学范式，为正在建立的以“解释”历史为特点的现代史学范式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史学者何？以人类过去之一切活动为对象而研究之者也。历史之本身为事实而非文字记载，犹人之为人，为其身体与精神而非画像。然事已逝矣，当事者不可见矣，则惟有索之于记载，犹不可亲接之人但得仿佛其声音笑貌于图绘中也。执笔记载者非一人，其注目之点互有不同，其得之传闻者复因人而异，而才有高下则所记又有短长，此皆无可奈何者。集种种异同之材料而评判之，举散无友纪之材料而贯穿之，绳以科条，要以必信，俾后人得识其统绪而瞻其真相。是则史学家之大任也。故研究史学之方术有二：其一，定传说之是非，寻残存之实物，重建已逝之史实，使过去人类活动一一显现于吾人之前，若目睹然。其二，将古今生活演进之事实融会贯通，取其原理原则搆成一体系，俾后学者有以见史学之核心。前一事之任务为审订史料，谓之考据，是为历史科学。后一事之观点或唯心，或唯物，或侧重其他因素，谓之「史观」，是为历史哲学。科学之业，语必有徵，每一问题发生，研究者苟能罗致丰富之材料，使用适当之方法，虽使百人不相谋而为之，必可得同一之结论。哲学则超于象外而索其环中，以观点之参差，每分歧而不一，然亦无碍其各成一家之言。二者之判别如此。 史学季刊发刊词 顾颉刚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他首先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和历史事实加以印证的。他不同意黑格尔把历史说成是人类理性或精神的自由发展；也不赞成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刻板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他认为人类历史从整体看，是统一的，存在因果关係，有其轨迹可寻；从部分看，它又是多样性的，世界上決无完全相同的历史现象重演。因其有轨迹可寻，故研究历史可以垂教於后世；又因其是多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