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和特征.pdfVIP

距氏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且众人的智慧胜于单人的智慧，他主张全体公民参政。因 而，在论述君主制、共和制、贵族制等政体时，得出贵族制是最好政体的结论。因为，贵族 制能够实现善良公民的广泛参政，而众多“善良公民”的执政能够保证代表整体利益和意志的 良法的制订和保证法律的实行，以及城邦正义的实现。显而易见，立法、执法的主体是全体 公民或统治阶层的整体。如此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自然不是某个人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而是整 体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在此，暂且不谈贵族制的优劣，单从立法、执法的主体来看，亚 氏认为，善良公民集体或统治阶层整体作为立法、执法的主体，是保证法律公正和实现城邦 正义的最好途径。 综上所述，从法治的内涵、目的、立法执法主体比较来看，苟子的“法”是统治者治国驭 民、实现“王道”和“霸道”的工具；所谓“法治”就是统治者“以法治国”，实现统治阶级利益。 Ⅱ氏的“法”具有至高的权威：“法治”是“依法治国”，是实现城邦正义和保护全体城邦公民利 益的途径。因此，苟子和亚氏的法治思想虽有诸多相同点，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差异是 原则性的。 注： 《苟子》，【唐】杨惊注，马志超点校，线装书局，2008年。 杨栋梁(南开大学)“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与特征一 Univer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