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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六十年 [日期：2010-03-11] 来源：全球史研究中心网站? 作者：刘新成　刘文明 [字体：大 中 小] ? 　 ?　　中国著名的世界史学者雷海宗先生说过: “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 并非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到的一种知识。” 这一说法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者的共识。正是这一共识决定了60 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本特点: 世界史不被认为是“知识的堆积”, 其研究指向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这种相关性既体现了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 也间接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治学心态。 　　现代中国的世界史并不是从中国史学传统中生发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史学科是“舶来品”, 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 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外来”的知识既然极具借鉴价值, 国外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进展必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 我国的开放程度、政治环境、不同时期对外国学术成果的不同评价和取舍, 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我国世界史的研究水平。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年来, 伴随对我国20 世纪学术史的系统总结和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的活动, 已有不少列举我国世界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发表, 因此本文不拟重列成果清单。我国世界历史研究总是围绕一定的世界历史理念而展开, 这种理念往往在宏观或中观的研究中体现出来, 所以本文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和世界史体系研究为轴心, 回溯60 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 (项目批准号08J ZD0037 , 合同号08J ZDH037) 的成果之一。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年, 第213 页。 ?????????????????????????????????????????????????????????????????????????????? 一、20 世纪50—70 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 中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必然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世界拉开距离和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 加之国内百业待兴, 因此, 基础本来就薄弱的世界历史学科进展缓慢。1957 年杨人楩曾呼吁: “我们的科学落后, 当然不可能叫各门科学齐头并进,应当排排队, 不妨把世界史排在末尾, 只要不把它抛在外面。”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而且,世界史学科无论在教学方面, 还是研究方面, 都充斥着僵化的苏联模式。1961 年中国世界史学界就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展开过一次讨论, 最后形成两点决议, 一是必须批判欧洲中心论, 二是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这种形势下, 当1962 年教育部决定为高校编纂世界史教材时, 以苏联版多卷本《世界通史》为蓝本便成为当时学术上唯一可行、“政治上唯一正确”的选择。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 年开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 世纪上半叶的苏联学术, 虽属“无产阶级新学”, 但毕竟保留了俄罗斯学界自18 世纪以来不断向西欧学习的痕迹。在世界历史方面, 希腊古典时代即已形成的以探究社会演变“模式”为己任的传统、近代历史科学发源地普鲁士创立的以民族国家史为“正宗”的观念, 以及西欧固有的“欧洲中心论”倾向都在苏联史学家头脑中留有很深的印记, 而这些印记正好与他们欲以世界各国历史证实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正确的初衷相契合, 因而导致苏联版多卷本《世界通史》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同时, 教条地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套用于世界各地“削足适履”的倾向, 并把世界史处理为各国社会发展史的叠加。对于这部通史的缺陷, 苏联史学家并非没有认识。该书主编茹科夫就说过,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公式主义”,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独特性, 因此以五种社会形态为框架, 将各国各阶段历史一一对位镶嵌进去的通史编纂方法具有“局限性”, 因此该套通史只是“一次尝试”, 仅“以科学通俗读物问世”,“不敢有使它成为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奢望”。 其实, 该套通史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 即编者所极力批评的“欧洲中心论”在编纂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克服, 欧洲的经验依然是衡量其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该书第1 卷第4 编标题将古代亚洲各文明统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