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和法律二元结构.docVIP

乡土社会与法律二元结构（秦强，山东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摘要：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从法治角度进行考查，乡土社会具有四个法律特征：伦理中心，家族主义；礼治秩序，差序格局；追求无讼，道德教化；民间权威，长老统治。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律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发展模式。 关键词：乡土社会 法律二元结构 民间法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发展失衡的传统国家里，如何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一直是法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往往有不同的结论：有的主张中国应大胆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进行法律移植；有的主张中国的法治建设应立足本国实际，充分挖掘和利用自己的本土资源。究竟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恐怕谁也无法立即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任何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的分析都离不开对中国社会本身的考查，尤其是在现代化法治话语成为优势话语的今天，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考查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乡土社会”的概念入手，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法治状况，揭示乡土社会的法律特征及其成因，从而对支撑于其间的民间法作一番法治意义上的考查，以期对中国的法律发展与法治建设有所帮助或启发。 一、乡土社会的法律特征及其成因 1、乡土社会的界定 乡土社会是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特性所做的一种概括。由于这个概念比较直观的反映了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独特品性，逐渐的超出了社会学的范围而为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学科所熟悉、沿用。据梁治平先生的介绍，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取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在此书中费氏开宗明义的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个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这种乡土特色，费氏在《重刊序言》又作了一番说明，“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１]同时费氏又指出，他讲的乡土社会，并不是理论上的假设或预设，而是一个从具体现象中提炼出来的认识现象的概念，是对现实的抽象或概括，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具有现实性的特点，“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务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２]因而，乡土社会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来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这种概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相对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是一个比较得来的概念，既是与西方社会的比较，也是与发生转型的中国的比较。”明白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助于我们理解乡土社会与民间法的特定语境，从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费氏认为，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特性是“乡土本色”，这里的乡土，“并不仅仅是指当时的社会生产的内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更重要的是指一种与乡土性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特征。”根据费氏的介绍，乡土社会具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从大体上看，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珍视土地，几乎是不流动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会有变化”。对于乡下人来说，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种地是他们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因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第二，乡土社会的人们聚村而居，造成乡土社会的生活的“地方性”。这里的地方性是指乡下人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小，村落里的人长年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社会里，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第三，乡土社会的人生活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熟人社会里。由于乡土社会中的人不经常流动，再加上人们的聚村而居，这就形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信任来源于彼此的熟悉。[３] 2、乡土社会的法律特征 如果单纯以现代法治的视角来观察乡土社会，很容易得出乡土社会是现代法治所必须改造的对象的结论，因为它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以陌生社会为前提的法治理论是格格不入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与现代法律的截然无关，事实上，乡土社会本身作为一种秩序形态，必然也包含着规制其运行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的长期运行与发展便构成了乡土社会特有的法律特征。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就是乡土社会，因而这些特征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法律传统的特征。[４] 乡土社会的第一个特征：伦理中心，家族主义。这是指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必须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