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读书笔记.docVIP

《论革命》读书报告 王勇平 201011022913 二十世纪可谓是战争与革命交织的长河，而革命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正如书中所言：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然而，在大西洋的两岸，两场革命以不同的方式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以“革命”为题，阿伦特自然就先得对“革命”一词本身作出了一个深刻的解析。阿伦特在书中首先从词源意义上指出：“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得知革命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其意义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革命”似乎大不相同，反而恰好相反。而“革命”一词是在1660年推翻国会后恢复君主制之际第一次以隐喻之意从天上降落在了地上，却并不是用于一场我们称之为革命的运动。这也足可以证明，“革命”一词的原意就是复辟。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 这也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尽管革命以这样的意义出现，却并不是以同样的意义发展。在革命的最初阶段，革命者都将会陷入革命的困惑。革命者需要为革命正名，获得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源，此时，革命者是迷茫的，对于未来更是空白的，只有在过去中寻找。于是便放眼于历史传统中，以求有历史经验可循，以“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但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称之为“自由的深渊” 由此可见，“革命”一词的意义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也可谓是“革命”之革命。 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与此同时，革命自身也具有逃脱不掉也回避不了的困惑和悖论，如：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 先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社会问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似乎总是处于社会问题的主导之下，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革命的角色。社会问题，具体而简单的说就是贫困的存在，贫困不只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对于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也曾言：“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正是由于贫困的绝境，才极易唤起人们的同情，继而点燃革命的激情，使广大受苦大众得以乌合。可以说，社会问题的政治化，将社会问题转化成了政治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和持续，法国大革命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当喊道：“共和制？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社会问题”时，这场革命的目标产生偏移，不再是建立“自由宪政”的新秩序，而是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悲情控诉对于民间的同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同情成了政治品格；深邃无涯的悲悯转而成为新体制之大仁大德的证明。阿伦特分析道：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人的时候才可能；针对大众则就变成了抽象的、对民族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的倾向。这时的悖论在于——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 罗伯斯庇尔言“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美国物质条件的优裕免除了由社会贫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物质匮乏所导致的个人的封闭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不透明性”）、同情不幸者引发的“美德之恐怖”、暴力及军事独裁等等 在革命的进程中，人之间不是被同情的激情所乌合，而是通过相互的承诺和共同协商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权力的整合，革命因人民的认可而具有制度上的权威性不去寻找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作为源泉或合法性论证致力于建立将更多的声音吸纳进来的民主机制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同样承受着来自“下方”的压力，但却不是从任何主观心境、意志、品德开始，制宪和创制活动本身已经承担了宪政构成的权威 简单的说，法国大革命出于社会问题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只追求人民的富足，只注重公民的权利；而美国革命不同的是，它更注重共同体的利益，一开始便着眼于公共自由的构建，共和的构建。或者可以说是不同的革命目标，最终导致了两场革命的不同的命运。 三、权力的构建——个人德性到城邦之善 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种摧毁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能力，而革命与民主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其实，这才是阿伦特最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最为关键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之后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