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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场到方法:文艺与政治关系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中图分类号：D69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52-05 　　前言 　　新时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正如该领域资深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未能更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认同，而相反的认同却扩大了市场”[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断“推陈出新”的西方文艺理论之引介、膜拜、操作的话语喧嚣中声音微弱，处境艰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下还面临着信任危机，不仅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队伍“越来越稀薄”，文艺学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微乎其微，而且那些本已显得“稀有”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还多是将学术兴趣放在“异域”的“西马”理论上，而少有对“本土”的理论命题和现实问题的关怀。具体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本身极具马克思主义文论属性和中国语境的理论命题，则上述症状就更为突出和明显了。 　　一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深深影响、左右和规约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文艺思想史）上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的难题”[2]181。但是，自新时期初期“为文艺正名”的“拨乱反正”之后，中国文艺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停滞了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学术思考。对文艺的政治性、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回避，几乎是弥漫中国文艺界的普遍心理，甚至已成为一种愈益加深的集体无意识，不仅许多青年学者将之视为一个“老”而“土”的命题，表现出对这一理论命题的无视、漠视甚或抵制，甚至一些资深学者也在较长时期内不再介入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话题讨论。 　　此种几乎“不再研究”这里所说的“不再研究”现状，并非无视陶东风、刘锋杰等几位学者近年来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关注和研究，以及藉由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这一理论总结机遇期的到来而引发的一些总结性评论，而是针对文艺理论界的整体研究状况而言。事实上，这些有限的研究似也尚未唤起理论界的共鸣及引发言说现状的改变。 　　的现状，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普遍流行但未经深入审理”的看法上：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真知探究和理论研究上，文艺学界似乎业已达成了一个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共识”――当代中国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与政治的紧密“结缘”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和历史污点，而文艺“回归自身”的救赎之途以及文艺学恢复活力的研究出路在于“非政治化”甚或“去政治化”。而且，在此 “共识已达”的理论影响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命题，几乎成为新的学术禁区。若有重提文艺的现实公共关怀以及重建文艺政治维度的冲动，则很容易被指责为“故意要造成某种暧昧”，是“把在80年代、90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进而被怀疑有“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的“不良”倾向[3]。 　　然而，在上述富有“真理性”的理论“共识”指导下的中国文学实践却呈现了另一种面相：文学走出“从属于”政治的“最黑暗”的“黑夜”之后，“黎明”并未像“去政治化”的拥泵者所期望的那样“即将到来”。在文艺“去政治化”理论“共识”影响和指导下，我们竟然发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最能表现人类的内心生活的丰富、高贵与教养的文学，正大面积地堕落成一种粗俗而任性的话语狂欢。”[4]一厢是“去政治化”的“纯文学”持论者以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远近亲疏为依据和判准，极力尊崇那些“远离政治”的“纯文学”作家，要求重排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重写文学史”，营造了一拨又一拨的“张爱玲热”、“周作人热”；另一厢则循着“去政治化”理论，文学竖起了“欲望的旗帜”，供起了“身体”的神龛，个性写作、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形形色色的所谓“去政治化”创作，日趋沦落和呈现为只有“身体躁动”和“欲望表演”的时代境况，在“无关社会”和“非政治化”了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到处弥漫着感性狂欢、欲望尖叫、隐私裸露、身体在疯狂的气息。与此同时，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到“谩议纯文学”再到“文学在堕落”，批评家和读者的担忧和指责声则不绝如缕，一刻也没有停息。而更令当下中国文学界颇感“难为情”的是：这种“去政治化”了文学“创作业绩”，竟然被远在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垃圾”。关于“垃圾”的说法，媒体后来报道说这是对顾彬的误解，因为顾彬的原意是中国文学在德国没有什么地位。在他看来，“中国当下文学太主张性与罪了”；“大部分人不是作家，是骗子或者其他什么”，他们不是在写“纯文学”，而是在“玩文学”。可参见《汉学家顾彬再度“炮轰”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大多是骗子》等媒体报道。这进而又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