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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女性禁忌来看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狭义的日本女性禁忌就是指不允许女性进入诸如神社、寺院、祭祀场所以及不允许女性参加男性为主体的修行活动和参拜活动。而且还可以分为生理期短期禁忌和不允许女性进入某些场合的永久性禁忌。广义的女性禁忌还可以指女性用语、社会生活中的禁忌现象。日本的女性禁忌来源于“女性不洁观”。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社会随着律令家长制的发展，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此外，随着律令制的发展人口开始变得集中，社会治安混乱，加之瘟疫、灾害的频频发生，人们将引起疫病灾害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污秽”。而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期，所以神道教中首先形成了“女性不洁”观，女性开始被远离于注重清洁的神社活动。本论文将以二战为划分线，分别探讨日本女性禁忌风俗的表现，并且分析其变化原因。 　　一、二战前日本女性禁忌表现 　　女性禁忌表现在方方面面，首先最具代表性的是语言的使用。例如在平安时代，日本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即“斋宫忌词”。“斋宫忌词”是当时在伊势神宫专职从事神事的妇女们创造的词语。如把佛称为“中子”、把经书称为“染纸”、把僧侣称为“发长”。创造这些词是因为她们认为直接说出神圣事物的名称会玷污神佛，因此“斋宫忌词”可以说是由于禁忌而产生的委婉语，即“忌讳语”。时至室町时代，日本女性又创造出一种委婉的语言表达方式，叫做“女房词”。“女房词”是在宫廷中服务的女性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与食物有关的或带不愉快感、不清洁感的食物名称而采用的隐晦说法。如“青物”（蔬菜）、“夜の物”（睡衣）、“しゃもじ”（勺子）。这些语言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开始对女性提出了约束性要求所至，对此后的日本语言也有深远影响。 　　其次在社会生活方面，女性禁忌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紫式部日记》中出现这样的记载：紫式部所侍奉的中宫彰子在出现生产预兆时，从日常起居的房间搬到一间特别用白色帷帐围起来的房间。这种专设的特殊房间即为“产房”。如果说在平安时代这种“产房”是出于敬畏意识的话，那么进入武士社会以后，它就变成了不洁、污秽的场所，而受到人们的疏远甚至忌讳。如日本的“产秽七日”这一禁忌习俗，即认为生育的女性是污秽的、不洁的，必须在极其简陋的临时“产房”中与家人隔离生活。 　　在生产活动中，女性禁忌也比比皆是。日本虽然是依山傍海的国家，可是山、海有很多场合是禁止女性进入的。例如隧道工地的工地现场就禁止女性接近。他们认为女性的加入会引起山神的不悦，导致工程可能会失败。例如1981年女性国会议员和大使夫人视察“青函隧道”工程现场，就被铁路建设公司以“女性进入工程中的隧道，会引起山神的震怒”为由加以拒绝。由此可见，二战前基于“女性不洁”观的女性禁忌已经延伸到了日本女性的方方面面。 　　二、二战后日本女性禁忌表现 　　明治维新之后，近代教育的普及等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女性的禁忌有所缓解，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女性仍处于压迫地位，直到战后随着“男女平等”的呼声逐渐增强，女性禁忌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语言使用方面，二战后受欧洲、美国等西方文化文化的影响，女性禁忌语言不断减少。这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同时，支撑女性禁忌的宗教观念意识也在都市人们的头脑中逐渐稀薄。因此，二战后的女性禁忌语言仅仅被保留在了一些渔村、乡村地区。不可否认的是像「山言?」、「?言?」、「正月言?」这样的女性禁忌语言来源于对山神、海神、年神的敬畏。然而随着村庄集体社会生活模式的不断变化，这些古朴的民间信仰也被人们逐渐遗忘。而一直存在于民间信仰和神道教中的“女性不洁”观自然而然连同民间信仰逐渐淡化 　　其次，在社会生活方面，战后日本的很多圣山都取消了“女人结界”。如富士山在明治后以庚申年为“御?年”允许女性登山。此外高野山也为女性修行者开设了“女人堂”。爱知县的犬山祭在其360余年的历史当中一直以“女性不洁净”为由禁止女性参加，然而在1997年初正式解禁。1993年位于山形县的羽黑山以开山1400周年为契机将部分修行者进行修炼的山对女性开放，并对日本女性山岳禁忌的代表性山峰―――大峰山是否该继续对女性实行禁忌提出了质疑。到今天，实行“女人结界”的修行场所几乎全部对女性开放。京都“?园祭”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公元869年，那时日本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于是在八阪神社举行御灵会来祈福消灾。被认为不洁净的女性自然而然被排除在祭祀之外。自此之后在其1100年的历史中一直不允许女性参加。然而随着女性要求参加的呼声不断加强，主办方也开始考虑允许女性参加。终于在2001年7月允许女性登上了祭祀活动中的山行彩车“山钵”。而在“青函隧道”即将竣工的1985年，主办方也允许隧道工程的家属近两百人通过了隧道。 　　最后，在生产活动方面，古代的日本由于受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