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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调查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解决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年社会福利事业，使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分享发展成果，幸福地安度晚年，可见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视。但由于条件的不成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行的尝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山东省正在探索试行的农保制度进行梳理，寻求各地政府探索这一制度的动力机制，为新型农保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堪忧 “我现在跟我的儿子一起住，我儿子在青岛打工，儿媳妇在家照顾我和孩子，挺好的，不愁吃不愁穿，儿子每半年就回家来看看我，闲着没事我就去前街走走。”滕州市滨湖镇的一位86岁的马爷爷这么告诉笔者。 但是令笔者感到奇怪的是马爷爷这样看似幸福的家庭也有难言之隐，其实作为孩子长大后并不希望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马爷爷的儿媳告诉笔者，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行动不方便，主要是怕如果他自己住，万一出点事情没人能知道，前几年我们并不是住在一起的。对这样的事情同样有深刻感触的滕州市滨湖镇后盖村的张先生，他非常遗憾的告诉笔者，他们家老爷子自己有个院单独住，老爷子比较喜欢喝酒，但是有一次晚上喝了点酒去厕所时，倒在厕所，要不是邻居听见把他扶回屋，非得冻死不可，那次的受伤直接导致老爷子一病不起，直到去世，张先生向我们讲述的时候带着无尽的悔意。 （一）“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 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像马爷爷这样和儿子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的老人占绝大部分。中国农村家庭式养老还占主导地位，这是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农民老了之后除了靠自己年轻时很少的储蓄外，大部分都是靠子女对其赡养，这种传统养老模式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勉强可以维持，也正因为小农经济的存在，“养儿防老”成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意识中必要的组成部分。 市郊的一位郝女士说：“只要是政策允许，我们也会给父母交钱的，作为子女的我们现在是有条件去交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减去很大一部分负担，老人们是最苦的，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养大，劳累了一辈子，现在他们老了给他们一定的保障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 （二）孝文化的没落使“养儿能防老”的传统遭遇尴尬 滕州市级索镇一个刚刚进行完“村改居”的陈爷爷今年70岁，旧村改造过程中，她和老伴分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陈爷爷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改造前住的是70年代的旧平房，陈奶奶说，她有三个儿子和一个闺女，但是他们都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回家，现在她们老两口住这么大房子挺好，孙子、孙女有空就会来家玩。这是中国这个文明国度的尴尬，作为父母在自己年老时不能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作为孩子则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舒服，也希望能够单独住，只有在需要父母帮忙看孩子或者是由于各种原因需要有人看家的时候才把他们接过来和自己一起住。 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文化根源，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孝”的文化基础也发生了动摇，家庭养老所依赖的孝心即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变为父母关心和回报式的“爱”，即由绝对服从变为平等对话。老年人在传统家庭中的强势地位也发生变化，他们已不再是一家之主，而且养老资源要依靠子女来提供。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越来越不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来维持传统的农业生产，且大多数年轻人也逐渐远离了农业，因而传统社会中老年人作为资本的农业生产经验也不如在传统农业中显得重要。 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出现了部分孩子不愿养父母，甚至还把父母当成累赘，得病不好好给看，能拖就拖，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才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笔者采访的一些农民表示，像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并不稀奇”，有很多事情甚至比这还要离谱。 （三）养老需求增加，养老时间延长 尽管宋爷爷这样年纪的在农村算是高寿的，但是在农村这样的年纪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时，我国的人均寿命不足40岁，而今已经突破70岁，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还会不断延长，这就相应地增加了养老期间对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需求。这一短一长的结果是人均负担的不断加重，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的不断弱化。 农村老龄化严重，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达1.3亿多人，超过总人口的10%，预计2020年将达到2.31亿人，占总人口的16.0%。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例也不断增大，我国65%的老龄人口在农村，从增长速度上看，随着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从收入水平上看，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悬殊，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9：1，2002年则扩大到3.1：1，据统计现在农村平均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