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号，香港的营业环境，某爵士着作.docVIP

《香港问题丛书》香港的营业环境戴维·莱思布里奇 编著杨立义 杨立义 译1984年第1版，内部发行 看完此书才明白，香港和北京很像。土地多属于王室，要靠卖土地挣钱。 另外就是香港的金融。70年代，原来是13家银行是主导力量。其中就有共和国政府的银行。看来共产党很懂得金融的重要性。先前另看书，了解到香港一直也是共产党筹措资金的重要场所。无论是内战时期还是文革前后。 作者又对中国大陆人的描写，很有意思。比如，中国人往往更易于把社会阶级同反映在职业地位上的收益或工资差距联系起来。 作者预测——在预见得到的将来，香港仍然依靠面向出口的制造部门（这个部门在过去为香港服务得非常好）以便使经济继续增长下去，看不出有什么可行的东西来替代作为增长的主要机器的制造工业的作用。金融部门至多起它的润滑作用．这个看法目前看来或许错了。因为香港金融的特殊性，已然成为其支柱。 香港政府的确对劳工和资本方面的价格没有施加影响，但是对地产价格却实施相当大的控制。实际上香港所有的土地都是王室的公有土地，属于政府所有，出售时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其目的在于保证可用土地将由那些最有效率的人加以使用，这样他们在具体一宗土地出售交易中才肯出最高的价钱。这一点也可说明政府为什么至今尚未对工商业房舍提高租金一事进行控制的原因。政府认为不应当允许付不起市面上高租金的厂商使用土地，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不高。政府十分注意调节土地的供源，需求高涨时政府趋向多供售一些土地来稳定市场。相反，当土地需求低落时，政府则往往减少供售。邀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公众往往获得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政府只在地价高涨时才出售土地。 影响香港个人创办的工业的最重要的政府政策无疑是土地政策。政府一直以各种方式供售土地来扶助工业。第一，政府不时指定某几块土地作为专门用途，童，并通过与私人订立合约的方式而不是采用公共拍卖的方式把它们卖给工厂。这样处理的结果，那些在政府看来对香港经济有利的工业，就能以低于市价的价钱获得土地。政府扶助的第二个方式是给予购置工业用土地者以优惠的付款条件i购置商业用和建筑住宅用土地，如尚未付清款项，年利率订为10 ga，而对购置工业用土地仅订为5%。影响土地使用的微观经济干预的另一个例子是，对住宅用屋的租金不时加以控制，这种措施的目的在于禁止房东加租超出一定的限度（按已定租金数目规定一个百分比，或者按已定租金和当前市价租金之间的差距规定一个百分比）。1970年制定的控制增租条令目前仍在实施。 197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香港：这个工业殖民地》的文集，说明香港的独特状况。在历史上，殖民地一般都是建立在人口稀少的可以发展农业的地区，或者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建立起欧洲人所属的种植园，以便利用当地的或者从外部输入的劳动力。然而香港的演变从一开头就与众不同。欧洲人到香港来并不是为了耕耘土地或者剥削本土的劳动力：他们是来经商的，是来打进一个富有潜力的广大的中国市场的。香港首先是一个商业中心多一个欧洲货物（包括早年的印度鸦片）的巨大货栈。到十九世纪后期，香港演变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朝鲜战争（1950-1953年）结束后，又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因为那时出现了一批企业方面的杰出人物，包括背井离乡或自广东和上海流亡来的中国企业家以及为数众多的欧洲血统的企业家①。拿罗斯托的话来说：在五十年代一个向着持久的经济发展的飞跃时代已经开始。一种前所未见的殖民地形式，‘工业殖民地“，突然在东方出现。① 见爱德华，西泽伯尼克所著‘香港的经济增长，（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关于朝鲜战争后果的叙述，特别是第六章，。 所有工业化社会都同样存在社会变动（向上或向下）。根据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的推断，在这样的社会中总的变动范围是在23%到31 96之间，特别在美国、德国、瑞典、日本和法国变动范围则在2796到31%之间。他们两位还谨慎地指出：“一旦某些社会的工业化，从而它们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它们的社会变动率就变得较高”。工业化会促进社会变动，因为它鼓励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并产生各种新的职业，简而言之，因为它扩大了机会的范围。和战前时期相比（当时对技术的要求还很低），香港今天给掌握技术的、聪明的青年人（在香港是很多的）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职位。拥有和丹麦（四百九十万丹麦人）大致相同人口的香港，不再给中学毕业生以有限的职业选择范围，而他们的父辈过去只能从有限的职业范围内去选择自己的出路。中国居民是献身子事业的成就的，他们不断地向上钻营，总想跻身子世界。从他们的收入增进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①。当前香港的社会变动率十之八九是高的，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有效的调查研究可以有助于支持这个泛泛的陈述。 当时移居香港的中国人一般都掌握一些信信贷、信托及投机冒险等方面的原则。从中国移民的气质、性情看来，他们比较接近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