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剖等级.docVIP

第二篇　解剖等级 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帕卡德，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也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谈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他们说到“党”时，则是在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多大，也即是说，你究竟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我说的“等级”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不过也许对“地位”尤其强调。我真诚希望“等级”（caste，尤指印度的世袭等级制度。一译者注）这个词已经美国化了，因为它能很好地表达这个国家实际上非常严格的等级界线，以及一个人想从养育了他的地位向上或向下移动的困难程度。 我们不仅要问：美国社会里一共存在多少社会阶层，最简单的回答是：两种——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员，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贫民阶层。或者，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只考虑风度和生活格调，则有绅士和无赖。当一组社会学家向一位调查对象询问“社会等级”一词包含了什么意思时，他回答:“看你有没有教养”。而按“社会化”的标准来考察，则把那些“享受”世袭财产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虑这件事的人区别开来。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这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这种区别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英国幽默作家吉丽·库柏在她的《等级》（1981）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 “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像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大小而觉得受了欺骗。” 世界上只存在两个等级——这种观点也被二战期间英国驻北非第八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意识到了，他曾雄辩地描绘了这种区分： “长官，这就是一个倒霉蛋打发自己倒霉的一辈子的好办法，不是吗？您听说过等级差别这回事吗，长官？让我来告诉您这是什么意思。它是说，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挣了钱却装成输了的样子，邱吉尔又点燃了一支雪，《泰晤士报》在解释“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亚的战壕里，用钢盔朝一个昏迷的家伙劈头盖脸地浇凉水。只要你能呆在一个好等级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等级制就错不了，长官；因为一个等级得到蜜糖，而另一个等级只有狗屎。” 对这名士兵的结论可以另外有一种我们的表达，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为两类：安全的和危险的。每年有十万名工人因为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万人因工伤致残，六百万人在工作时健康受到损害。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1974）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同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价：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他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公司总部像矿井一样坍塌下来，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员，全球会爆发多少抗议的呼声？或者假设所有的银行都长期弥漫一种可以令经理职员、出纳员们生癌的看不见的毒尘，情况会怎样，最后，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工作时失聪，断指、失去手或者有时是眼睛，请想象一下那种恐怖……… 说到死亡和受伤，也许是美国最可怕的等级分界线。正是这条分界线，把听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杀害或遭受残暴而无能为力的父母们，与那些逃脱了这场恶梦的富有的父母们（这主要得力于臭名昭著的S－2大学生缓期服役计划）区别了开来。这一次等级分界，已经深深切进了美国社会的心脏地带，它带来的创痛将持续毒害好几代人。谁若对这个国家的等级意识仍将信将疑的话，就应该去听听一位失去儿子的劳动阶层父亲的直白： “我心里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该死的美元打赌，我心里很苦。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为这个国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们经营这个国家，并从里头大把地挣钞票。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那些大学教授，他们去华盛顿告诉政府该怎么怎么做？但他们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在沼泽里死掉，我说在越南。先生，他们没有。” 一位母亲补充说：“我们始终没办法弄明白，当我的孩子不得不动身上路时，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区的高级住宅里的孩子，是怎么逃开这一切的。” 二分法的确能简易而又有效地强调不公和表达痛苦。但一种三分法也同样被很多人采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三”这个数字代表着胜利、希望、智慧。它总能奇特地预示征兆，令人联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