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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班固历史思想分析 历史文化学院10级历史师范（2）班 勾倩 222010313011160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晋魏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壮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周易》强调效法天道。《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这一刚健有为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人生观体现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 汉初文人学士秉承春秋战国之风，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并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建构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展示自己以实现理想，司马迁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前，其人生理想同诸多文人一样，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这是一种时代特征的表现，也是一种积极入世的表现。在李陵之祸时，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周易》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司马迁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定，成功应对了人生的劫难，用完成《史记》与皇权的迫害进行对抗。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抱负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 司马迁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体现在《史记》中。 　　《史记》的七十列传是直接在司马迁功名人生观指导下完成的。战士的鏖战痛杀，英雄的勇冠三军，壮士的抉眼自屠出肠，女侠的呼天而死，思想家的追求真理，乃至商人趋时若猛隼……，这一切功名业绩无不可歌可颂。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而是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价值。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中的不凡之处。只要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建功立业，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立言、立德、立功洗涮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 《史记》的体例更反映出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首先，司马迁重视“人”的历史意义。他说“究天人之际”要探究天与人的关系，虽并未提天、人，但在他眼中始终是以“人”居要的，五种日历的设计已可以证明这点。五种体例中，有三种都是以记载任务为主的，即“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加起来是一百一十二篇，占了总篇数的百分之八十六。这透视出整部《史记》是“以人为本”的：“人”活在历史当中，“人”亦不断创造、推动、继承历史。司马迁记载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有所涵盖。 其次，司马迁要“通古今之变”，尝试发掘出历史中的“通”或“变”。五种体例的设计不会局限于时代的更替、断限，可以跨时代应用，而创为“通史”。 如：《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之所以把春秋的老子（前600－前470之后）和战国的韩非（前281－前233）合传，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