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易传》不同致思向度略论.docVIP

《中庸》与《易传》不同致思向度略论 丘山石 （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 福建尤溪 365100） 摘要：在心性学领域里，《中庸》与《易传》俱为其原始圣典，它们各自彰显了不同的致思向度。前者以向内求索为其致思取向,后者以向外求索为其致思途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上，这两种不同致思向度一直产生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长期占有主导地位。为此，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心性学思想进行点评，从而将《中庸》与《易传》所彰显的不同致思向度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一番梳理,以揭示其深厚的思想魅力。 关键词：中庸 易传 致思向度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对心性学的探求。其中间或有人对宇宙形上学进行过探讨，最终也是以落实到人生践履之上为旨归，因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必须从心性学领域开始着手。 在心性学领域里，《中庸》与《易传》俱为其原始圣典。《中庸》作为子思对孔子心性学思想的追述和总结，一直是对孔门儒学话语源头，而《易传》作为据说是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总源头《易经》所折射出的思想的阐发，衬托出了孔子对其心性学思想的另一思致。我们知道，孔子学说主要强调“仁”和“礼”，这是因为“仁”是孔子之“道”的内涵，“礼”是孔子之“道”的外延。换句话说，“仁”为内部性情的流露，“礼”为外部行为的规范。“礼”是人人可知的，而人的内部性情为什么会流露出“仁”呢？就这么一个问题而言，孔子并没有做出完满的回答，对此进一步完善的的则是子思、孟子、荀子等孔门后学。 可是，在孔子故去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1—p949]，因而纵使孔门后学们均能恪守师说，但事实上在他们都认为是孔门圣典的《中庸》和《易传》里，却各自彰显着两种不同致思向度：一为《中庸》所彰显的向内求索的致思取向；一为《易传》所彰显的向外求索的致思途径。对于这两种不同致思向度的探讨，古来不乏其人，但对它们各自所产生的作用，则少有人做过分梳。对此本文拟作一番辨析，以期就正于方家。 一、《中庸》与《易传》的不同致思向度 所谓向内求索，即指从人之自身性命中寻找根源，从而拓展出一个人止于至善的内在依据。子思及孟子等以此为致思向度，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集注》卷八）[2]之处，从人自身内在本性寻找根由，再推己及人，达到儒家所宣扬的修己治人的目的。《中庸》云：“天命之谓性。”（《中庸章句》）[2]需要指出的是，此“天命”中所谓的“天”并不是现代人自然意义的“天”。这一“天”，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至上神。在儒家看来，人自降生之日起，就必须听从“天命”，在“天命”中完成自己，成就每个人异于禽兽的人的本性，完成“天命”的赋予。因为在《中庸》里，“天命”是内在于人的，它不是以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提供某种规范，而是直接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给人以命令。在这一传输过程中，给令者是“天”，而受令者则是人，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来，而“天命”是每个人得以成就人性的直接原因。在这一思致中，人必须完成“天”所赋予之“命”，因为这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并且能成其为人之处，亦即人性的成就之基。《中庸》这一思想后来为孟子及宋明儒陆王学派所继承。孟子道性善，曰求放心，陆王曰心即理，便是这一思致的延续与发展。 可是，在《易传》中，作者向人们所彰显的却是又一向度的思致。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本义·系辞上》）[2]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上）作者在这里所阐述的是一种以天准人的思想理论，这“一阴一阳”之“道”，与《中庸》所彰显的内在于人的“天命”不同，它是外在于人的，它为人立则，是人性的规范者。《易传》的这一致思向度长期以来一直为荀子及程朱学派所继承，他们在各自所秉持的学术立场上提出了不少准民、教民的思想。程子嫌孔子《大学》不能准确表达这一思想目的，索性将《大学》中“亲民”之“亲”改为“新”。朱熹对此加注云：“新者，革旧之谓也。”（《大学章句·第一章注》）[2]如是，“亲民”一语便明白具有“教民”的意味，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同上）。《易传》所阐发的致思向度反映在人伦教化之上，主要强调道德他律，注重外在行为规范对人性修养的作用，而《中庸》所阐发的致思向度则较多地强调道德自律，注重人性自觉，从而达到修己治人的目的。 二、“性”与“情” 无论是秉承内在的“天”之所“命”，还是外在的天道命令，每个人降生到现实社会之后，便要不可避免地遇到性、情等方面的问题。对此，《中庸》与《易传》的作者也各自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中庸》在阐明“天命之谓性”之后，又云：“率性之谓道。”（《中庸章句》）[2]而《易传》在“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则阐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周易本义·系辞上》）[2]强调外在修为对于人性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