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时代的城市规划日本的经验和借鉴.docVIP

大都市圈的人口老龄化与居住区的持续性 荒井良雄 刘云刚 引言 明治以降，我国的城市政策即以城市不断成长和扩大作为默认的前提，而从不加以怀疑。特别是战后高度成长时期，以所谓的“过密问题”作为前提，如何抑制城市膨胀，如何最低限度地维持城市空间的质量成为城市政策的沉重课题。但是，当总人口终于到达了减少局面的今天，以扩大为前提的城市政策迎来了重大的转机，特别是以超过30年变化趋势的代际单位表示的居住空间，其与被短期的经济繁荣动向所左右的产业空间相比，更容易看到结构的问题所在。本文以首都圈为中心，基于其人口分析，对不久将来我国城市或将直面的人口减少与老龄化问题进行探讨，并由此引出今后城市政策需要注意的课题。 大都市圈扩大的时代及其终结 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战后我国的国土结构（转换历程中）需要注目的转换点。此前的高度成长期，在“环太平洋沿岸地带”的核心三大都市圈，特别是首都圈，接受了从地方涌入的庞大人口。但是，这样的人口流入在70年代初期急速沉寂下来。更准确地说，迁入与迁出的差——迁入超过数锐减，人口移动与大都市圈的人口增长没有联系。尽管关于此现象的原因是人口学上讨论的课题，但从我们的实证调查可发现，地方出生者的本地定居率（地方出生者继续地（或者说经历过“U”拐点的过程））在出生地定居的比例），男女均在1950年前后达到最低点，其后便具有倾向性地上升，可见大都市圈原本激烈的人口迁入风潮得到了收敛（荒井等编，2002）。 郊区住宅地的形成与变异 于是，与其说我们迎来了“大都市圈扩大时代”的终结，不如说这是后续事态的开端。高度成长期从地方向大都市圈流入的人们，以及在战后五年间出生的世代，这前后的两代称为“扩大团块之世代”。他们最初在都心周边的租赁住宅地域定居，但到了结婚生育的时期，便有拥有独家独户住房的想法。 当然，能提供独家独户住房的则是郊区。以首都圈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都心30公里圈到40公里圈建成了大量的居住区，提供了大量的独户建筑。于是，在郊外居住区居住的“扩大团块之世代”，也终于度过了育儿的阶段，部分已经迎来了退休年龄。曾经是响遍儿童欢声笑语的郊外居住区，如今已经来到了老龄化的入口。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统称郊外居住区，但开发时期的时间跨度很大，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高度成长期到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期之前一直延伸，但居住者的世代与这样的开发时期的早晚没有必然联系。从我们在首都圈的实证调研来看，郊外居住区居住者的出生年份与入住年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必然到来的郊外居住区老龄化，并不是跟随开发年代的顺序，按照从久远的时期到新的时期的次序进行。今后，“扩大团块之世代”在依次迎来高龄期的过程中，不管其居住区开发的年代为何时，他们都会在同样的时间内进入老龄化阶段，其可能性极高。 郊区住宅地的老龄化 那么，大都市圈的居住区，其老龄化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呢？ 图1a是根据2005年国势调查中1km地域网格数据表示的高龄者人口比例分布。如图所示，如今高龄者比例较高的是都心周边地区，也即与都心较为邻近的居住区其老龄化问题较为显著，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郊外居住区还没有真正进入老龄化阶段。因为构成居民主体的“扩大团块之世代”在这个时候还没达到65岁以上的老龄时期，所以在统计上其高龄者比例比都心周边要低。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关系将会扭转。图1b是2020年以年龄划分的人口，对其网格数据以“同期群组”（cohort）变化率法进行估算的高龄者比例（估算法的详情，请见长沼.荒井等（2006））。在此15年间，郊外地区的高龄者比例急速上升，特别是从都心向30公里以外的郊区外沿部，其在2005年高龄者的比例是最低的，但此时的数值比都心周边和近郊郊区部都要高。 当然，老龄化的程度不仅仅是由距都心的距离所决定的，还需要依赖更地方化的条件。像东京那样郊区列车网络发达的大都市圈郊区，从车站（特别是优等列车的停车站）到附近的居住区，一定程度上可发现新迁入的较为年轻的阶层，加之大学和工厂的区位条件，可预期年轻阶层的定居是使高龄者比例持续走低的原因。因此，尽管统称郊外居住区的老龄化，但它并不是以面状而是马赛克状进行。尽管如此，具有能免受老龄化条件的地区也不多，因此郊区外沿部的大多数居住区，不论迟早，必然会迎来老龄化的阶段。 以此为背景，我们探讨伴随着少子化发展，住宅供需平衡的变化。从都心出发相当远的、过去连交通都不甚便利的地区，人们最初并没有打算在那儿居住。这样的地区进行居住开发，正是“扩大团块之世代”依次在获取住宅的过程中发生的、被巨大的居住需求所推动的一面。然而，已经进入人口减少的今天，住宅供需平衡已经大幅度减缓，同时，伴随回归都心的浪潮，在距离都心比较近的地区，出现大量的集合住宅供给，因此所谓的“团块新生代”居住在郊区外沿部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