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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黄仁伟 2009年是“全球治理”获得重要发展和变化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 经济政治利益结构和力量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全球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其主要变化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金融领域，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秩序和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不断推出，各大国之间展开新一轮主导权之争。二是 气候和能源领域，发达国家之间、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之间对“后京都时代”的 减排义务和责任者展开激烈交锋。三是安全领域，包括传统安全领域如核裁军 和核不扩散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打击海盗、防止甲型流感等。四是贸易 领域，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滋长，世界贸易体系规则 与相关国家的国内保护立法之间的冲突较为明显。这四个领域的变化交织在一 起，使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外延都出现前所未有的拓展。 全球治理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性变化，为大国力量重新组合以及新兴大国参 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前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坚持和平 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有利于推进构建“和谐世界”。中国需要进一步界定全球 治理的总体框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明确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应明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联合多种力量，防止成为全 球治理体系中的矛盾焦点。中国应坚持以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为核心，逐步提 升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应以非传统安全的全 球治理为主，以地区安全治理为基础，逐步积累应对全球安全治理的经验和实 力。 2009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转折点。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 球气候变化和减排治理、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分别组成应对全球治理议题的 战略伙伴、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世界贸易体系等不同领域中，日益发挥着 建设性的作用，地位和作用正在不断上升。 2010年又将是“全球治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一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 理结构变化的总体方向未变，但是侧重点有所转移。国际金融改革从整体方案 的争论转向局部结构调整。新兴大国的投票权比重增加，但是美国的否决权基 本未受动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未受到严峻挑战。全球气候和低碳问题的 治理体系也在哥本哈根峰会后放慢了脚步。核安全和核裁军议题更加突出了。 “金砖四国”还在积极酝酿机制化的进程，但是利益和话语的不一致也是显而 易见的。总体上看，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到来，西方大国可能觉得须要重新安 排国际秩序的话语权，至少要保持其既得利益结构不受到重大冲击。因此，全 球治理的钟摆可能处于“再平衡”状态之中，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仍将“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