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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现状、成因及其预防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自建国以来，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久经打击而不绝并呈现出新特点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严厉的刑罚并不能铲除滋生犯罪的社会土壤拐卖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进一步遏制这一严重侵犯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拐卖儿童罪 拐卖儿童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拐卖人口行为在旧中国曾经非常猖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现象基本绝迹。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80年代初，拐卖人口犯罪数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并开始出现拐卖儿童犯罪。基于严重恶化的治安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拐卖人口犯罪被列为严打重点，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1985年以后，随着“严打”活动接近尾声，人口贩卖现象又出现强劲反弹，直至1990年仍然增势不减。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9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做了重大修改与补充。根据司法实践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大量发生的现状，将拐卖人口罪修订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并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由此展开了对“人贩子”的又一轮严厉打击。1997年修订刑法时，拐卖儿童罪及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被纳入刑法，基本延续了“决定”的内容。2000年3月20日，公安部、司法部等6个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又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规模空前的打拐战役。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打拐连续进行了四次，成效显著。2000年以后的数据显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量直线下降，每年有2000起左右。然而，2007年拐卖犯罪死灰复燃，很多地方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拐卖儿童罪拐卖儿童罪被拐卖儿童的数量逐年攀升，数目惊人，拐卖儿童罪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拐卖儿童犯罪摧残人性，践踏公序良俗，严重侵犯被拐卖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要求严惩拐卖犯罪、保障孩子安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于拐卖儿童犯罪，我国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自199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我国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拐卖儿童罪现实特点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拐卖儿童的犯罪不但没有被遏制，而且近年来一些地方犯罪活动猖獗，犯罪恶性程度进一步升级犯罪特点也悄然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犯罪团伙化趋势明显，犯罪网络错综复杂，涉及地域众多，成员构成复杂，内部分工明确，作案具有连续性、专业性特征。有些地方，拐卖儿童甚至形成了盗抢售产业链。拐卖儿童的组织成员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以女性为主犯罪手段由单一的诱拐向采取偷盗、绑架、麻醉、抢夺等手段转变。以出卖为目的的盗抢儿童犯罪日益突出拐卖行为往往多次转手，犯罪成员之间单线联系，致使被拐儿童下落难寻，造成解救困难拐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案件明显增多，城乡结合部成为重灾区拐卖、拐骗儿童，强迫从事乞讨以及卖淫、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越来越多跨国、跨境拐卖儿童案件屡有发生。拐卖儿童罪直接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卖方拐卖儿童的主要心理动力拐卖儿童犯罪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之一，年利润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贩卖业。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贩卖儿童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拐卖者基本上是能盗就盗，能抢就抢，能拐就拐。偷孩子的成本极低，赚的却非常多。从偷孩子到把孩子卖出去，人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费用，而利润往往在数十倍以上。花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的成本，一倒手就能赚上几万块钱，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暴利的驱使下，才敢于铤而走险。极小的成本投入与巨大利润的反差极大地助长了行为人实施拐卖犯罪的决意。犯罪条件：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儿童犯罪猖獗的重要条件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来看，绝大多数拐卖儿童犯罪是基于贪财图利的动机，因此，消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犯罪得以实施并实现犯罪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