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docVIP

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傅衣凌遗作出于历学家的学术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从近代资产价级史学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寻求解决历史遗留给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沉重包袱的钥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价值追求，许多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以及受该结构制约、规定的社会发展道路。长期以来，人们坚信不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和西欧一样，自发地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立论是从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引伸而来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页130）所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讨论，必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与西欧或日本那种纯粹的封建社会（Feudalism），不管在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或者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为了避免在比较研究中出现理论和概念的混淆，本文使用中国传统社会一词。由于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种族迁徙、农村公社原有组织形态等等因素的差别，在原始社会漫长的瓦解过程之后。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进程错综复杂，社会结构新、旧交错，融为一体，出现了多种生产方式长期并存的局面。学者们长期以来对商周两代的社会性质见仁见智，终无定论，原因之一就在于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中国多元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很难用一套适用于欧洲社会的模式来进行规范。秦汉以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奴隶制因素、地主制因素、自耕农经济成份和其它多种经济因案长期并存。从东汉“豪人之宝，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的情况到明清时期仍广泛存在的奴婢制度，生产资料所有者完全占有生产者本人的现象从未消除；中国从未出现过严格的庄园制度，没有等级森严、效忠于领土、诸侯的骑士、武士制度，没有不输不入的特权，而是长期存在着地主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主要以实物地租形态剥削佃农的同时，劳役地租（如佃仆制）和货币地祖也长期作为其附属和补充，而不表现为一种时间先后的替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经济的存在更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在每个新王朝的早期还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原始村社制的残余也普遍存在。而且，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总是处于历时性的、动态的变化之中。建立在这样一种多元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官僚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恩格斯认为：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这种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高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版, 页166）由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产生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就是为了协调该社会多种并存的经济因素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与中国多元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和印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区一样，管理渠道和人工灌溉设施，举办公共工程，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的要求是中央集权府建立的原因。其实，中国的情况与上述地区根本不同。虽然中国专制集权国家也经常组织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公共工程，但是这些活动并非集权国家形成的原因，而是集权国家出现后由于其地位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其众多的功能之一，并未具备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很大一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是在乡族社会中进村的，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干预。由于多元的经济基础和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间既相适应及相矛盾的运动，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个部分。特别是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真正形成，继承了六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更为激烈和明显，但两种势力又互相妥协和利用。一方面，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是组织严密、拥有众多官僚、胥役、家人和幕友的国家系统，这一系统利用从国家直至县和次于县（如清代的巡检司）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济的、习惯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权，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滨．莫非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