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的反复试验.docVIP

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 不确定情况下的反复试验 标签： 政策制定 ● 韩博天 对于西方主流思维定式彻底觉醒 我们正处于一个对主流经济理论充满怀疑的时期，许多人质疑以市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否只是用来蒙蔽人们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理论把无止境的商业贪婪和财富聚敛合法化，同时却将社会成本和经济风险随意转嫁给社会。许多过去享有霸主地位的经济思维定式现在纷纷瓦解，比如金融市场中备受称赞的信息效率理论。在国家出台庞大的拯救经济计划以及将众多金融公司收为国有的背景下，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加私有化的范式 (marketization-cum-privatization paradigm)（以下简称市私范式）甚至也正迅速丧失其可信性。 市私这一范式的解体标志着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分水岭，这种思维定式不但曾经限定了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和福利政策的争论，而且也束缚了东欧和中国过去几十年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讨论。鉴于经济政策制定的许多西方模式日趋式微，我们有必要放下过去那些常规的解释说明，重新思考常规以外应对经济变迁的方式，比如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汲取经验教训。 本期《近代中国》特刊收录了几位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樊纲和胡永泰(Fan Gang and Wing Thye Woo)关于制度重建的战略，王绍光(Wang Shaoguang)关于政策学习模式，以及黄宗智(Philip Huang)关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挑战，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开辟了理解中国的新途径。 我将在文中就这三篇文章所含的前提条件、研究方法以及对相关政策领域的引导作用进行提炼并提出批评，指出有关改革决策的综览式模型(synoptic models)的缺陷，强调用注重过程、开放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取而代之。我认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把广泛的政策试验和设定长期政策重心(policy prioritization)这两个方面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加以结合。这一做法是在层级分明的权威体制的阴影下实施的，可以简称为有远见的反复试验。 鉴于目前中国和全球都迫切关注社会公正、社会参与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我将把一些源自欧洲大陆的理念注入关于修订社会契约的讨论中，这些理念主要建立于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上。虽然近几十年来该理论被主流的自由市场主义弃置一边，但正是凭借它才造就了欧洲福利国家。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我将在本文结尾提出我的主张，即在应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不确定性上，中国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有益的范例，西方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可以从它在经济体制和政策改革方面与众不同的试验性做法中得到借鉴。与此同时，我建议为了推进社会参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的社会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市私范式转移到那些被搁浅的社会理论和政策议题上来，这些理论和议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达成一个牢固的社会契约，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综览式模型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局限性 我们该如何认识并构建中国改革过程的模型？樊纲和胡永泰对中国经济转型中改革政策排序方法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大多数排序模型(sequencing models)都是以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早期为背景制定的（樊和胡所引证的文章都出自 90年代早期或80年代），当时对基本制度设计的争论正尘嚣甚上。从一开始就有人质疑各种最优排序模型对政策制定者行为的引导作用和实用性，因为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一个变化莫测的环境中通过决议并常常只能退而求其次。[1] 更为重要的是，樊和胡所提出的平行推进的方法(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似乎跟排序模型有着同样的根子上的弱点。樊和胡假定，政府在以优化并统一政策及制度改革这一总体目标下，能够使不同机构的改革相互协调一致。他们把政府视为一个超级协调者，希望政府能够调和高度复杂的改革一揽子方案，但这种笼统的看法无法为建立一个解释性、甚至是一个规范行为的模型提供坚固的事实基础。正如伯雷布鲁克(Braybrooke)和林德布洛姆(Lindblom) (1963: 第3章) 指出的那样，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运用的总览式的、纯理论的推理演绎方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首先假定研究者掌握了全部可供选择的政策，其次，他们假定政策制定的终极目标是明确并毫不动摇的。然而，恰恰是在一个持续变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在最不可预测和最苛刻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发现政策或制度改革的各种备选方案（Rodrik, 2007）。在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学家对改革的终极目标（100%总体和必要的改革）都还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又何从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