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肖瑛　曾炜）.docVIP

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肖瑛　曾炜）概而言之，2004年到2006年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理论——研究取得了如下一些成果：(1)2004年，《国外社会学》成功改版为《社会理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内地惟一刊发国内外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2006年，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理论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学科制度建设迈出了可喜步伐。(2)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中国两岸三地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的理论研究文集(苏国勋，2005；阮新邦，2005；黄瑞祺，2005；谢立中，2006；叶启政，2006；郑杭生，2006)，同济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高宣扬教授几十年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系列，这对于检阅我国近数十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回顾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历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3)国外社会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蔚为大观，大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被推介到汉语学界，特别是M. 韦伯和涂尔干著作的系统译介，对国内社会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4)回返古典主义、重建社会学的学术传统的倡议得到积极回响，相关研究成果斐然。(5)一些新的议题不断进入国内学者的眼界，特别是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考的视野不断得到拓展。(6)努力走出西方社会学思维模式，以中国经验和本土传统来反思并批判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范式，重建中国社会学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绩。　　但是，颇为悖谬的是，这些成果的取得似乎都与“社会学危机”(吴小英，1999；渠敬东，2002；成伯清，2006)有关；或者说，“社会学危机”意识一直或隐或显地支配着社会学的话语扩张。从字面上看，在中国的社会学渐入春天的时刻大谈“危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可再往深处想，居安思危，乃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试想，当一门学科从来就被置于边缘，无显山露水之机遇，惨淡经营聊以度日时，又何危机之有？米尔斯1959年对社会学的批判，正是社会学在美国如日中天之际，帕森斯([1959]1986：111)正在为美国社会学描绘着“在所有的基本战线上，社会学都有成长，而且——我认为——都有进步”的美好画面。此后，“社会学危机”的声音在美国学界一直不绝如缕。1970年，古尔德纳出版著名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1994年，《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主编S. 科尔(Stephen Cole)发表题为“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 s Wrong with Sociology? )的文章，历数社会学从制度到知识的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参见吴小英，1999)；差不多同时，郝瑞维茨(I. L. Horowitz)出版《社会学的瓦解》(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抱怨社会学越来越没意思(参见Giddens, 1996: 2)。由此看来，此时此情此境下重提“社会学危机”，或许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纵观西方社会学史上的危机意识，主要集中在：统一的方法论、理论范式的缺失；立场的模糊；理论同实践的关系歧左歧右，难以协调；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目标无以实现；学科在民众、政府、学界的地位下降。若把视界放宽一点，“社会学危机”还应包括：社会学对现代性的危机性解读。这一点不仅彰显了社会学的基本性格：一门忧患的、批判的学科，一门为穷人和弱者说话的学科(肖瑛，2004b；成伯清，2006；沈原，2006)，而且洞悉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学正是在其建构、反思、批判和超越“危机”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推动的。中国学者关于“社会学危机”的反思，一方面当然会与西方社会学者拥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不可规避地立足于本土语境中，提出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既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学危机”在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上的反思而获得，因此，本文将以国内几种重要的社会学学术刊物和相关书籍为依据，以“挑战”、“危机”与“超越”为关键词，对近三年国内社会学界的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成果作一综述，虽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可能牵强附会，但还是希冀起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一、何以“正名”：社会学的“名分”之争　　何谓社会学？社会学从草创之日起，就为其边界模糊而伤精动神，为挤入现代学科规训体系(discipline)而殚精竭虑。在几大古典社会学家中，要数涂尔干对“名分”最为敏感，从早年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起，他就开始为社会学在学术场域谋得一个位置而打了不少笔仗，写了不少文章。可是直到1995年，吉登斯还在抱怨外界对社会学的不理解，说社会学通常被指责为过分散漫而缺乏核心主题，行话漫天飞却无人能解其中味(Gi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