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损伤的心理调节.pptVIP

脊髓损伤患者的心理调节 Loran C. Vocaturo, ABPP(Rp), EdD 脊髓损伤给我留下了两个需要重建的领域 ——身体的和心理的 对于躯体功能的局限性，我可以很快确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逐渐适应 今后的能力，我也能理智地预测 但我的心情啊 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没有终点的冒险旅程 无论我如何努力克制 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随时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 影响我的思想、情绪和对事物的看法 这是我受伤以来最难解决的问题 ——Tom (C6 SCI) 前言 脊髓损伤（SCI）人们所能经历的最具毁灭性的损害之一，它导致躯体发生改变，使患者失去感觉及移动身体的能力，也无法控制脏器的功能，严重者甚至无法自主呼吸(Gill M 1999)。 它使一个人突然陷入由残疾带来的生活挑战，从而意外地改变人们赖以与环境联系的方式方法。 尽管保留了正常的认知功能及智力水平，但心理、情感及社会层面的因素仍然严重影响患者对残疾结果的适应性(Glass CA et al 1997)。 脊髓损伤的社会心理问题随着时代而变化。 20世纪40年代初，80-90%的SCI患者在损伤后数周即死亡，那时最长存活预期仅为2-3年； 20世纪40年代后期，SCI的存活期延长至10年；50年代为20年；到70年代，随着医疗水平的飞速发展，SCI急性期、慢性期及伴发并发症的患者都可以存活下来。 对于如何在社会歧视及闭塞环境中获得自立的问题，患者开始面临一系列的选择。 尽管最初在40年代的关注点是存活率，但现今的患者必须为获得可接受的生活质量及对残疾状态进行的长期社会心理调节而努力(Trieschmann RB 1988)。 SCI患者具有一个共性，即都有限制自由的残疾。陌生人会避免与他们接触，因此患者必须学会让他人放松的技巧，并让他们忘却身体上的差异。 SCI患者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很多，并贯穿整个康复过程或躯体功能受限的适应期。 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SCI后的社会心理调节问题，以及长期功能障碍导致的社会结局。 对残疾的心理调适涉及躯体及精神两部分。 起初，SCI的调节被认为主要依赖于某些躯体变量，包括损伤程度、受伤时的年龄和病程长短，以及与SCI有关的长期功能障碍(Trieschmann RB 1988; Krause JS 1998)。 长期功能障碍包括肠道及膀胱功能紊乱、痉挛、慢性疼痛、性功能障碍及血压波动等。 但现在，人们认为躯体功能障碍会引发社会心理问题，而后者在患者的调适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Trieschmann RB 1988)。 在一些新的心理变量对调适过程所起作用的研究中，着重考察个体变量，如自体知觉(self-perception)、自我评价(self-appraisal)、控制轨迹(locus of control)、责任归属(attribution fo blame)、病前心理应对能力(premorbid coping)，以及人格类型(personality styles)等。 人们认为，这些因素在决定SCI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中也起作用(Trieschmann RB 1988;Brown K et al 1999;Rohe DE et al 1999)。 生理和心理变量共同预测患者对SCI的反应及调节能力(Stiens SA et al 2002)。 尽管没有特定的公式决定SCI患者将如何反应，但对自受伤之时至康复过程中与SCI有关的身心因素进行讨论，对于理解这种创伤在患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图1）。 社会、心理、情感因素与躯体损害一样，在患者心理调节中起到重要和持久的作用。 国际分类 由于认识到疾病诊断并不是卫生保健需求及功能转归的唯一预测因子，WHO建立了一种分类系统，来统一和规范健康及其相关状态之间关系的语言。 “失能、残疾和残障国际分类”（ICIDH）方案最初是以试验性文件在1980年发表，经过20年的演化和发展，成为另外一个综合性版本，在2001年第5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命名为“功能、残疾和健康国际分类”（ICF）(WHO 2006)。 ICF模式是基于将强调残疾向强调健康及功能的动态转移而建立的，它确认了残疾的一般特性，肯定了保证最佳功能转归的治疗水准的重要性。 新的ICF认为社会心理模式是通向心理调节的途径，它综合了卫生保健方面的生物性、个体性及社会性观点，合成了一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图2）。 这种模式清晰地表明了健康状况与背景因素（环境和个人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急性期存在的问题—住院 损伤急性期住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和保持生命体征的稳定。 患者及其家人最初所关注的是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