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錩：任继愈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docVIP

读研究生前，曾看过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看过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1978年到北京读研究生，按导师黄心川先生的安排修习了任先生的佛教概论与古代汉语。1984年起跟随任先生读博士。其后，在先生指导下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整理敦煌遗书，作为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华大藏经》的工作，亦曾在先生直接领导下在北图善本部工作多年。几十年相随，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座高山。《论语》中弟子论孔子，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慨。对先生，我有同感。先生精通儒释道三教，曾对我说，尤其对道教有心得。我自愧愚钝，先生博大的学问，并没有完全学到。先生辞世，泰山其颓。悲痛之余，深为惭愧，先生交待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做完。但先生的教导，未敢或忘。 几十年相随，先生的存在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份。现在落笔，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这篇文章，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讲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三年硕士研究生，跟随黄心川先生学习印度佛教。毕业论文为《那先比丘经初探》。这篇论文，我写得很苦。一些核心观点，自己感觉触摸到了，却又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黄先生对这篇论文能否通过曾有点担心，一度让我避开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是，我已经钻到牛角尖里了，虽然力求按照黄先生的要求去修改，但三转两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我向任先生表达自己的苦恼，任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有了任先生的支持，黄先生也放心了。于是进行论文答辩。记得答辩委员主任是任继愈先生，委员是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因故没有参加）、黄心川先生、宫静先生、张保胜先生。答辩会上，任先生特意拿来庐山慧远的《三报论》、《明报应论》，让我讲解这两篇文章的含义。实际是从侧面支持我的观点。答辩会上，先生们对后辈爱护有加。特别是季先生，虽然我的观点与他不同，且在答辩会上与他当面争执起来，但依然宽容大度地对待我。最终全票通过答辩。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心里十分温暖，也深为老师们的风采折服。 1984年，在同学的鼓动下，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动机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但在中国，研究印度佛教的人太少了。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家，往往一进入印度佛教领域，就会说错话。所以，加强印度佛教的研究，非常必要。我自己学习、研究印度佛教已经6年，有些体会，有点想法。但能力实在有限，自觉好像面前有一堵墙，不知怎么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机会，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当时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有资格带博士的，只有季先生、任先生两位。于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说：好，欢迎你报考。我提出两个希望：一、希望让我继续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语，只有日语马马虎虎还能凑合。因此，外语考试希望能让我考日语。先生当时没有说什么。 过了几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讲了如下一番话： 关于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虑再三，今天找你谈谈。 你说希望继续研究印度佛教。我觉得不合适。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语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这几门语言，你都不行。如果下决心把这几门语言学好，那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你今年已经36岁，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不真正搞通那些语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再说，培养一个中国佛教的博士生，我心里有底。培养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样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没有底。 我考虑，你如果想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有这个基础。如果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任先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说：你考虑以后，愿意改专业，告诉我；不愿意改，也告诉我。愿意改以后，如果反悔了，不愿意改了，也可以；开始不愿意改，想想又愿意改，也可以。允许反复。然后给我讲了一段王阳明的故事：王艮去与王阳明辩论，辩输了，拜王阳明为师。回去以后，想想不服气，回过头来再辩，又输了，重新拜师。如此反复。王阳明的其它弟子很不耐烦，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反复无常。王阳明说：这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很好。现在，在专业方向问题上，我也允许你反复。 回到北大，我反反复复地掂量，曾一度决定放弃报考任先生的博士生。详细经过这里就不讲了。总之，任何东西，如不能正确对待，都会成为前进的包袱。6年的印度佛教研究生涯，当时成为我一个放不下的包袱。但最终，还是按照任先生的指引，改攻佛教文献学。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深深感到当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确。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现在依然在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