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社会认同.docVIP

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内容提要 西医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冲击。从疑虑、惊诧到认可、接纳甚至崇拜，基本构成了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认知轨迹。清朝统治阶层对西洋医学的态度缘于他们自身对西医的体验，历经矛盾与反复，最终产生认同感并完成了医疗体制上的变革，这一过程暗含着政治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演进；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维新派人士构成的知识精英群体，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方法，从救国保种的高度，积极倡行发展西医，引领着中国近代医学思潮的变迁；中医药界则以平和的心态应对西医的冲击，通过研究和比照，取开放的姿态认可与接纳西医，并试图通过“汇通”中西医精华，寻求中国医学的发展路径；普通民众是西医面对的最广泛的群体，也是其取信中国、扎根中国的社会基础。他们对西医的态度从畏疑、迷惑发展到接受和信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而西医的实效性最终成为征服普通百姓的密钥。 关键词 西洋医学；统治阶层；知识精英；中医药界；社会民众 西洋医学最初登陆中国要追溯到明朝末年。据载“1600年以前，西方的医术已渐次流入中国。”(i)但是，西医有规模地登陆中土则发生在十九世纪。这项医疗技术的嵌入，对中国传统医疗格局乃至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都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对西医的认知和接纳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转折。 一、统治阶层： 疑虑与接纳 西洋医学与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初接触始于康熙帝。《燕京开教略》有载：“康熙偶患疟疾，洪若翰(1687年来华)、刘应(1687年来华)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疾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按：即北堂）。”(ii) 受益于西来之术，康熙开始格外宠信传教士医师和西药。据《中国医史》记载：“康熙好了不久，威风凛凛地带着一大批随从从宫廷骑马出城，并且破例允许人们在街上观看，……陪同出游的有四位神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iii) 此后，一些传教士医生继续为宫廷服务，著名的有罗怀忠、罗德先、安泰等。另外，巴新、巴多明等教会医生也先后在雍正和乾隆宫中充任御医。 清初，西洋医学对以康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了第一波冲击。康熙对西洋医学的垂青，在清朝历代统治者中最具代表性。即便如此，他最初也没有掩饰对西医效用的疑惧。前文所述，传教士医生洪若翰和刘应带着金鸡纳到宫中为他治疟疾，康熙并没有立马服用，而是令四大臣和其他疟疾患者先行服用以观效果。在他和传教士医生乌尔达的一次玩笑中，也多少流露出对西医不信任：“皇上望西洋内科乌尔达说玩话：‘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皇上大笑甚欢。”(iv)这种心理反映了国人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微妙心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支配下，习惯于把外国视为蛮夷之邦，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构筑了一道心理屏障。康熙晚年，清政府出台禁教政策，中国又经历了近百年的闭关自守。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无论于传教或传医，都仅仅是匆匆过客而已。”(v) 西洋医学卷土重来，一般以1805年牛痘术传入为起点。传教士医生通过种牛痘的方法博取了中国人的欢迎。1805年冬至1806年春，内地天花流行，在广东，很多人涌到洋医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一年之中，皮尔逊曾为数千人施种。但西医真正在规模上的拓展，则是进入近代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取得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设立医馆”（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建造“医人院”（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vi)虽然清政府迫于条约束缚，给西方以传教和设立医院的特权，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持漠视和限制的态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再次强迫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和设立医院，西洋医学与官方的关系才有所松动。面对一大批并不认可西医的官员和士大夫，教会医生往往主动出击，通过在上层社会的公关活动，对名流显要施展影响以扭转局面，争取获得中国官方对西洋医学的认可与信赖。伯驾、雒魏林、德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开创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广州的官员一度产生畏疑，为此他们“专门派了一名密探，到医局去刺探外国医生的意图”(vii)，但是未加干涉。伯驾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viii)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在广州成立时，政府也没有干预，并“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ix)。伯驾在1839年就托人给患有疝气的林则徐送去疝气带，并有这样的记载：“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他所说的症状看来，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他送去一份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