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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现象学:叙事伦理的奠基与预演 王鸿生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 叙事活动具有建构价值秩序之功能。叙事伦理是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伦理学转向”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意味着一种批判性地料理现代知识的态度与方法，同时也体现出某种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建人文价值的努力。本文通过对“现象”、“朝向”、“意义”、“总体性”、“普遍陈述”、“生活世界”、“交互主体性”等七大胡塞尔命题的解释与修正，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伦理面向，对叙事伦理研究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方位有着非同寻常的定向作用，并为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之结合，为理性伦理转换为叙事伦理，作出了别出心裁的铺垫。 关键词：胡塞尔； 现象学； 叙事伦理； 奠基 关于“叙事伦理”这一用语，大致可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加以理解：1、指叙事活动与伦理价值问题存在着长期的内在纠缠与相互生成关系，因而两者不可分割；2、指叙事活动有道德的与不道德的、秩序性的与非秩序性的区别，这也是承认，存在着非伦理的或反伦理的叙事；3、指叙事活动本身即具有伦理性质，这一性质会因叙事活动具有建构多种价值序列的可能性而显得紧张。很显然，对“叙事伦理”的不同预设，将制导不同的理论旨趣、材料选择和论述方向。 古代汉语世界早已注意到叙事活动的价值奠基作用。在甲骨文里，“叙”为形声字，以又（手）为形，余为声，本义即指排列出高下和先后的次第；用作名词，如《尚书.洪范》“五者来备，各以其叙”，指的是次序、秩序；用作动词，如《周礼.天官.司书》“以叙其财”，指的是排顺序；而《国语.晋语》“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其意则为陈述、记述。诚如当代法国思想家保罗·利科反复指出的，叙述过程所带来的秩序或者统一性、连续性，实际上正是整个价值世界的基础。以此可见，中西古今智者对“叙事”具有建构价值秩序之功能的认知竟然是相当一致的。 1990年代前后，中西方文论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伦理学转向”。在我看来，选择“叙事伦理批评”或“叙事伦理研究”，不仅意味着一种批判性地看待现代知识分类的态度，同时也体现着某种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建人文价值的努力。虽然，目前尚未形成叙事伦理学的系统理论和批评范式，但从叙事伦理角度来重新料理现代性知识，或回应后现代价值困境时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活力和有效性，已日益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叙事伦理研究，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叙事伦理研究，当指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式，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小说、纪实、影视、戏剧等叙事作品。它关注的题域非常宽广，尤其注重各种关系研究，例如：文学伦理与审美、政治、宗教的关系，叙事伦理与规范伦理或日常伦理的区分与联系，具体的、历史的文学评价变迁和普遍的道德法则的关系，叙事秩序的一与多、显与隐，文学修辞的价值表征作用和价值生成能力，伦理叙事的机制及其效果，文本中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性，如何应对语言中心主义和语言技术主义，如何处理消费主义的伦理诉求或快感、趣味的弱伦理满足，以及更重要的，叙事实践穿越权力话语的可能性等等。 广义的叙事伦理研究则将考察更大范围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表达，文学叙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当前它主要回应的是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价值危机和主体间交往困境，例如抽象化、多义性或多神论、相对主义、世界的虚拟化和不可理解、意义的缺失性和历史感的消失、方言的价值和翻译的意义、由于缺乏共享价值而造成的认同困难等等。 后者应是前者的背景，前者则是后者在文学批评层面上的积极表现。可见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根本难以断然分离，尽管如此，但就具体研究所采用的视野、材料、方法、侧重点来讲，还是可以有相当的不同。但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叙事伦理研究，都会在不同层面与20 世纪以来已被意识到的语言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诸多悖谬打交道，如语言及物／语言不及物、个体伦理／集体伦理、文本他律／文本自律、再现／虚构、描述／祈使等等。以关系悖谬和界面意识为契机，叙事伦理研究当能帮助我们从思维方式上摆脱哲学家张志扬先生一再批判的“普遍主义／相对主义、本质主义／虚无主义、整体主义／零散主义的两极振荡”。然而，对语言实践之伦理效果和意义认同问题的深重关切，肯定是叙事伦理研究的核心旨向。 在《伦理学讲座》中,维特根斯坦曾正确地指出,伦理学的核心其实是“生活的意义”，或者说“什么使生活值得生活”。借此表述的逻辑,叙事伦理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的意义”或者“什么使一部作品值得存在”。值得或不值得,显然是个价值问题。与一般价值一样,叙事价值也分两类:1、关系价值,满足约定的规范及特定的社会或个体的需求；2、自足价值,即满足叙事活动自身的目的。关系价值和自足价值之间的矛盾，使价值信息的传达和接受充满了张力。由于生活世界中存在着大量被迫的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