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探讨.doc

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探讨 摘要: 中国退休年龄基本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的规定, 存在着退休年龄较低、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较大、提前退休较为严重等问题。从降低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应对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等各种现实情况考虑, 实施延迟退休具有必要性。而在具体实践中，要充分考虑社会各方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承受能力，兼顾各方利益，以渐进方式推进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改革。 关键字：退休年龄；延迟退休 一、引言 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合理与否之所以受到了广大的关注，不仅仅因为退休年龄的调整关系到老年人个体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人的养老负担，也关系到整个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分配、储蓄行为，以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等。现行的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源于1951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经过近60年的发展，依据当时国情制定的退休年龄是否在当下依旧适用；尤其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是否应该固守传统的退休年龄，这一直是理论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争论的热点。许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探索，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相关的建议以及意见。 二、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比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西方国家对退休年龄的研究比我国更早、更深入，其中很多学者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在众多的研究中采取的措施大多是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国外学者主要从国家财政负担和退休年龄角度出发。 埃斯特勒·詹姆斯(Estell James，2003)认为中国的退休年龄较早，成本较高，使旧体系承受相当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当在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时，制度内的赡养负担会更重。如果用合理的精算方法将积累的基金转换成年金，则会使养老金增加，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但是，中国现在的政策假设退休后预期寿命为10年，将积累简单地除以120得到每月的养老金，而不随预期寿命变化，使得人们工作动机变小。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是使公式在精算上合理，对退休年龄做出反应。格斯特曼和施泰因迈尔(Gustman and Steinmeier, 2002)设定了一个关于退休和财富结构的生命周期模型。模型表明，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延迟至64岁可转移约3/5的60-64岁人群的退休高峰期，这将对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起到很大的作用。 克里默、罗扎克默和帕斯蒂尔(Cremer, Lozachmeurand Pestieau, 2002)等提出养老保险制度的参数改革，即增加工资税，提高养老金收益，或者是推迟退休年龄，并提议通过调整退休年龄来应对预期寿命的增加和生育率的下降，而养老金替代率和工资税则不用改变。约翰·特纳通过考察了经合组织 23 个高收入成员国的退休年龄和提前退休情况，发现了预期寿命只与养老年龄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以 2002 年为例，养老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的相关度仅为-0.24.所以，他认为决定养老年龄的因素是多样的、复杂的，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养老年龄的变化。詹德尔(Gendell, 1998)在《四国退休年龄的发展趋势:1965-1995》一文中对美国、德国、日本及瑞士四国1965-1995年间的退休年龄进行了统计分析，首次采用队列的测量方法获得了优于美国劳动保障当局制定的指定时期的法定退休年龄，从而为制定合理的退休年龄提供了参考。 国外大部分学者是采取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但也有的学者对延迟退休年龄持另一种观点。威勒(Weller)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在《延长退休年龄——社会保障的错误方向》(2000)一文中指出，如果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短缺问题的话，退休年龄将不得不额外增加6.6年，即使只有一半的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是通过推迟正常退休年龄弥补的，退休年龄仍要增加1.4年。2005年，威勒在《为社会保障提高退休年龄》一文中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延长退休年龄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保障维持退休收入的工人将产生负面影响。 T·哈理斯对“退休冲击”做过研究，退休者在退休后需要对自己做出重新认定。工作丧失产生的失落感，缺乏与同事、朋友联系的不满足感，以及无法通过与社会充分联系产生的不被尊重的感情等等都会对老年人产生“冲击”。尤其在我国这样的传统背景下，老年人一般承担着家族的“大家长”的角色，早退休造成的经济地位的变化从而使得在家庭内部支配权的变化，会让老年人情绪低落。 三、国内研究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显，几乎一成不变的退休年龄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应该提高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但也有学者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认为目前提高退休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