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合作医疗备用资料.doc

1、构建和谐广东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界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虽然富裕不一定必然和谐，但贫困肯定会导致不和谐。孔子曾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杨伯俊：《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72页。） （2）维护社会公正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表明个人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医疗保障是满足人基本生存和健康需要的前提，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也是体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标志。每个时代的人都希望生活在一种优良的社会制度下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是人们对于群体生活的基本道德承诺。虽然每个人对优良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也逐渐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人性良善是不可靠的，只能依靠制度的力量才能确保公正的实现。（允春喜、陈兴旺：《公共服务均等化：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340页）所以，社会公正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如果整个社会实行“平均主义”，这种过度的“公平”不但会使效率受到损失，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妨碍了公平的实现。每个人在发展机会的起点上都必须均等。凡具有同样潜能的社会成员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机会，以便争取同样的生活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出身的影响。”（罗尔斯：正义论，69页）在一个社会里，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难以避免的，但这并不是判断社会是否公正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完全是自然条件或者个人原因的话，这种差别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由于歧视性的制度规定的话，那么社会的不公正就超出了范围。“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111页。）霍布豪斯曾言：“国家的义务不是为公民提供食物，给他们房子住或者衣服穿。国家的义务是创造这样一些经济条件，使身心没有缺陷的正常人能通过有用的劳动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食物吃，有房子住和有衣服穿。”（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0页。） 2、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就谈不上发展权，而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延续，没有发展权的生存权则是一种消极的生存权。（轩明飞：《村（居）改制：城市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页。）生存权作为公民一种基本权利在世界上首次规定与宪法中是1919年的德国的《魏玛宪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帮助生活贫困者和社会的经济上的弱者，是要求国家有所作为的权利。我国宪法规范上没有对生存权的具体规定，生存权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政治上的用语或法学的概念在应用和探讨。我们通常在与国际社会就人权进行政治性对话时采用生存权的用语，例如在我国政府发布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即《中国的人权状况》中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3、城市化发展的要求 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中指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即意味着要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轩明飞：《村（居）改制：城市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失地农民的素质较低，非农技能欠缺，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不强。失地农民由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为市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意识和行为转化为城市意识和行为的过程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转化期。建立他们以医疗保障为首的社会保障是我国城市化顺利推进的前提和保障。 一、2007年之前实施社区型医疗保障 1、属于集体互助保障 广州市“城中村”在2007年国家在城市试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之前，不同于传统农村，有社区型医疗保障体制。这种医疗保障体制以村集体经济为依托的社区型医疗保障制度，也称集体互助保障。这种医疗保障社区依靠其自身力量，遵循互助互济的原则，从多方面筹集资金来解决当地居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的一项综合措施。它将医疗资金的筹集、疾病风险的分担与医疗服务的提供集中于社区一身，能较好的开展基本医疗及预防保健。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