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理论.doc

【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2007年三季度【文献号】983【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原刊地名】成都【原刊期号】20073【原刊页号】16～21【分 类 号】D4【分 类 名】中国政治【复印期号】200708【标 题】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　　——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作 者】景跃进【作者简介】景跃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内容提要】代议制是现代政府的一般形式，近代发端的政治代表学说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作为代议制的一种类型，代表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野。然而与一般代表理论不同的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政治代表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代表理论。本文简要考察了两种政治代表理论的特征，它们在现实中的关系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具有的意义。【摘 要 题】理论探讨【关 键 词】代议制政府/代表理论/中国政治/代表理论【正 文】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 03—0016—06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尝试做两件事情：一是简要叙述与代议制政府相关的代表概念，二是分析中国政治中两种政治代表类型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恰当处置两者关系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先从代议制政府的代表概念说起，因为“代表”问题是代议制政府的基础和前提。　　一、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原理　　自近代民族国家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形式以来，代议制政府便成为民主政体的实现形式。对此，密尔（John Stuart Mill）说道，“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这种参加范围大小应到处和社会一般进步程度所允许的范围一样；只有容许所有的人在国家主权中都有一份才是终究可以想望的。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都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1]　　与直接民主相比，间接民主由于有了“代表”这一中介而变得复杂起来，围绕代议制民主而发生的诸多经久不息的争论皆由此而生发。① 尽管如此，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在人民主权尚未找到更好的落实方式之前，当代任何政体都必须在代表问题上找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依据。　　系统讨论代表理论显然超出了本文篇幅的许可[2]，作为一种替代方式，我们可以通过Hanna.F.Pitkin对代表概念的经典分类来求得一个大致的把握。在《代表的概念》一书中，Pitkin对代表概念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讨论。借助于形式和实质这对范畴， 作者区别了代表概念的两种基本类型。 形式代表包括授权（Authorization）和问责／负责（Accountability）两个亚类；实质代表可分为象征（Standing for）和行动（Acting for）两个维度。其中，象征维度的代表包括符号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和相似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两个子目。这一逻辑分类，可表示如下：　　　　图1代表概念的分类②　　从形式维度来考察政治代表问题，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代表是否得到被代表者的授权？第二，代表是否要对被代表者负责？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近代回答，是由社会契约论者提供的。基于自然权利（后来发展为人权）的社会契约被认为是一种经由同意的主权让渡。通过这种让渡，统治者有权宣称，其统治是得到人民同意的，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是人民的代表（代表Ⅰ）。由于霍布斯主张，一旦这种主权让渡完成，人民便无法收回，因此第二个问题乃是对霍布斯观点的质疑。在代议制民主中，对这一问题的最佳的检验办法是，选民是否能够在定期举行的选举中将代表们选下来，如果可以，则代表是可以被问责的（代表Ⅱ）。形式维度的这两个方面虽然在逻辑上可以分开论述，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道理很简单：谁授权，便对谁负责。　　尽管没有明说，但形式代表理论隐含着一个假定，即每个选民既是一个拥有自身特定利益的个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政治理性的公民。这意味着公民自身（而不是他人）最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所在，同时平时积累以及在选举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使他／她能够判断在诸多候选人当中谁（个人或组织）最能够代表他／她的利益。宪法赋予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人一票，一票一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③ 同样重要的是，在形式代表理论中，民众与代表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前者是主人，后者是代理人。这种代理关系的方向是自下而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自封为代表，也不存在什么“天然代表”。　　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