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作用.docVIP

摘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主体，传统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似成定论。然《史记》、《汉书》、《通鉴》记此事相异，并且三部史著里面均未记载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说法，把“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固定的表达方式，乃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从董仲舒的原话、汉武帝任用人员及武帝政治三方面都可以看出汉武帝一朝是多家学说交错杂糅，阳儒阴法，而非惟儒是尊。事实上，董仲舒并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继孔、孟之后的又一真正的儒学大师，汉武帝也并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黄老，崇儒术，重法治，悉延百端之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代儒学反思的基点，存在很多分歧和疑点，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反思和澄清。 关键词：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史实不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认为是董仲舒提出的建议，并被汉武帝采纳。但这与史料上的记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可疑之处： （一）建元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有破绽 历史上一直反复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指的是从建元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汉武帝初期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那么就从时间上，我们参考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武帝纪》来探讨一下： 1．《通鉴》：建元元年冬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数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2．《史记·孝武本纪》：武帝元年，“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与已故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3．《汉书·武帝纪》：“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里存在着一个分歧，就是在建元元年董仲舒是否对策的问题。首先，在这一点上《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一致，就是在建元元年的招贤良过程中只有赵绾、王臧等人，中心人物为丞相卫绾，而并未提到董仲舒。只有《通鉴》则记载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早就提出疑问，并说：“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由于司马光作《通鉴》的时候已是一千多年后的宋朝，时隔久远，较《史记》和《汉书》而言，首先应该以后者为准。其次，在这三部史著中都提到了建元二年冬十月，赵绾请毋奏事东宫，太皇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召案绾、臧，绾、臧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并都提到了建元六年五月太皇太后崩。据史料记载，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绾、臧倡儒皆被窦太后杀之。若如《通鉴》记载的那样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在建元元年出对策，像窦太后如此“精明”的人岂会不知，那么在建元二年的这次事件中董仲舒怎能逃过一死。史料记载窦太后于建元六年崩，则在她死之前，汉武帝采取董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 （二）董仲舒为大儒之说可疑 传统上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这点是很值得考究的。孙景坛教授就曾对董仲舒的思想本质进行过怀疑，并作出了分析论证。孙教授认为董仲舒的“三纲学说”不出自儒家，而是术家思想。并指出董仲舒所宗的《公羊春秋》不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应为术家文献。对于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孙教授认为其宗旨亦是术家思想。同时，就《天人三策》来说，孙教授指出其并非都是董仲舒的作品，并指出其思想非儒家，而为术家。由此，引起我们怀疑和思考，董仲舒术家思想浓厚，其为大儒之说显然是说不通的。传统上的将董仲舒定为大儒家，乃是后来统治者和儒家为提升宣扬儒家地位而作出的渲染。 （三）在董仲舒之前，田蚡已经提出“尊儒术”的建议，并被汉武帝采纳 对于该问题，孙教授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步田蚡的后尘，鹦鹉学舌，沽名钓誉而已，对于汉武帝“绌抑黄老、刑名百家言”采纳的是他的建议，这在历史上毫无事实根据。那么，我们就从《史记》和《汉书》里面寻找答案： 《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均载：“及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次斗争大获全胜，首要前提是崇信黄老不好儒术的窦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乃是田蚡。 《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说“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建元元年，丞相卫绾病免……于是乃以魏其侯为相、武安侯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