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水利社会_的类型(论文资料).pdfVIP

“水 利 社 会 ”的 类 型 王 铭 铭 暑假期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教授召集了一次小型 的学术会议，议题是“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我应约与会。 去之前，我刚从四川平武调查回来，匆忙间误过了订票机会，只好 在会前请求老友小张驱车前往。路上又遇石太高速维修关闭，需从险峻 而拥挤的太行山十八盘绕路，耗了二十二小时路程，抵达太原山西大学 学术交流中心已是清晨六点，会议将在八点三十开幕。行龙教授费了一 番苦心，想使会议具有“非区域色彩”。从与会人员名单看，北京、上海、 山西、天津、广州、厦门、香港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同行参加。而 在国内区域社会史领军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家 以及他们的海外盟友，则再次成为会议的“明星”，已是一个“华南学派”， 他们在会议上，无论是在发表论文，还是在论文评议方面，都拥有强大 的话语力量。我们几个可怜的“北方学者”与之势不均，力不敌。直到 接近会议的尾声，突然间三篇来自北方高校的论文打破沉寂，让归属于 “华北学派”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目露喜色。 那三篇论文出自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山西大学行龙、山西大学张 俊峰之手，它们分别以“分水之争”、“从共享到争夺”、“水案冲突”为 主题对问题展开讨论。叙事姿态和行文气势各有不同，但资料都来自山 西，所谈的问题也专注于“水利社会”这个概念；为此，不同学者也关 注到这种社会形态在历史形成过程中，民间信仰和仪式所起的关键作用。 对于“水利社会”这个概念，会上不是没有争议。我私下也怀疑，社 会史学家将什么东西都与“社会”挂钩，犹如人类学家将什么东西都与 “文化”挂钩，有喋喋不休之嫌。但会议的这节讨论牵涉到了一个有实质 意义的观点：水资源的集体利用，对于某些地区的共同体构成，所起的 18 作用是学者不应忽视的。这不免使我想起老派汉学家魏特夫 （Karl Wittfogel）的“水利说”。这位西方历史学家替我们指出，水的控制是社 会的控制的关键手段。魏特夫是个政治态度摇摆不定的学者，但他的一 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似乎都与亚洲专制政治的历史研究有关。水利在 他的眼里，与任何可能找到的证据一样，表明古代中国的 “暴君制度 （despotism）”，乃是基于国家对于水利设施的整体控制而建立的（魏特 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魏特夫的“东方暴君论”想像，在提供一种水利与社会构成之间关系的 历史解释时，是有独创之处的。然而，这位忽视“暴君制度”的剩余空 间的学者，企图在理论上驾驭一个难以控制的地大物博的“天下”，并误 以为“天子”一样具备这种驾驭能力。魏特夫将所有的现象融为一体，当 作自己论点的“支撑”，将“治水”这个古老的神话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现 实完全对等，抹杀了其间的广阔空间。 研讨会上，魏特夫这个名字被提到了，但学人们所关心的还是具体 的资料。“让资料说话”，又造就了一种局面：三篇论文的资料都显示，水 利与其说是传统中国“暴君制度”的产物和基石，毋宁说是超村庄的地 方社会构成的主要渠道。理论上讲，这个说法绝对不能自居为“原创观 点”。魏特夫本人也早已承认，“远在天边”的华南地区广泛存在一种与 他所说的“暴君主义”不同的“氏族家庭主义”。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开始关注这种现象，在他的论 著中（《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 版），这种“氏族家庭主义”的社会形态，核心的类型是“村落—家族”， 而华南地区（包括东南沿海的福建）“村落—家族”之所以如此普遍存在， 正是因为这个广大的地区地处皇帝力所不及的“边陲地区”，这里由密集 的水利网络支撑的稻作经济，既能养育大量人口，又能成为人口稠密地 区公共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Freedman, , London,1966），以致成为地方化家族之间争夺的资源。 19 从弗里德曼的论点延伸开去，我们已能意识到，水利作为资源被争 夺的过程，可能成为不同村落家族的内聚力形成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 受到曼城学派人类学“冲突理论”影响的弗里德曼，还有另外一个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