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文集.docVIP

90年代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评介周业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的起源、演进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那么首先一个问题便是，制度是怎么来的？只有明白了一项制度的起源，才能够理智地判断这项制度有何优缺点，以及发生变迁的原因。早期林毅夫等人的发展战略论认为，建国之初领导人富国强民的想法面对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基础的约束，不得不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必须人为地排斥竞争，用各种管制、歧视和保护来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当扭曲政策的保障的高度集权体制一旦建立，便最终消灭了市场本身，从而完成了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林毅夫等人随即把这种体制起源的战略观加以推广，进一步解释了前苏联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体制的形成，同时他们又用这种观点解释了国有企业的起源。但其后朱恒源和倪凡发展的一个新古典模型证明，资源约束只构成集权体制选择的必要条件，而当时新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才是充分条件。另外，中国领导人的主观取向也可能对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朱恒源等人的模型推断，“道德人”假设构成了体制选择的另一个充分条件。他们认为，集体安全的需要促使每个人优先努力保证团体的安全，为共同的利益而无私奉献，结果，建立在“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社会无需货币交易，也无需内部监督，从而使计划体制的实施成为可能。林毅夫和朱恒源等人的理论均是一种政府制度供给论，但曹正汉的模型发现，计划体制的形成也存在诱致性变迁的可能。他认为，由于众多没有经营能力的社会成员预期在计划体制下通过分配能力的取得来获利，因而支持新体制。这可以解释50年代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积极推动合作化的现象。曹正汉也承认，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对私人经济的干预强化了上述预期。二、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在早期的研究中，中国经济学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然后把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回答过渡的性质及决定因素。这些研究普遍认为，由于旧体制带来了很高的交易成本，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权衡改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成本，人们选择了试错性质的渐进道路，以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渐进式改革的确带来了经济增长和体制绩效的改进。利用一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性边界”模型，张军发现，在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和市场化本身。张维迎的模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逐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同时，张军用一个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应，对产出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了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并且国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产出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林毅夫使用1970-1987年间的分省资料检验后发现，从人民公社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是1978-1984年间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而1984年后产出增长放慢可以由劳动力的加速外溢和肥料使用增长率的急剧下降来解释。林青松利用1981-1990年间的数据分别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最低，为1.52%，而城市集体企业为7.89%，乡镇企业为2.37%，均高于国有企业。刘小玄等人通过在一个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设置所有制虚拟变量，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如果把企业和个人激励机制的改变视为产权的变化，那么不同的分配方式会影响到经济绩效。刘小玄等人还发现，管理人员的利润可获得比重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李实、杜海燕和郭晋刚的研究则显示，职工较高比例的奖金是与较高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陈剑波通过研究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间的关系发现，和普遍的看法不同，乡镇企业用资本和劳动利用效率计量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不高，原因是乡镇企业特殊的制度安排存在企业和政府间的很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配置效率的改进。但就制度因素的贡献来说，王小鲁等人发现，制度变革因素对乡镇企业增长的贡献1981-1992年间平均达6%左右，其中仅1989-1990年间是负的。这些基于微观数据的计量检验基本上证实了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三、过渡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早期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至少在改革的某一段时期内是如此。一个原因在于政府拥有绝对优势的政治权利和资源配置权利，其直接参与能够化解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和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即所谓“诺思悖论”）；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