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集成和前沿2.ppt

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集成与前沿 华南师范大学 卢元镇 在体育科学中，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曾经是相当滞后的。这与人们对体育运动的概念与功能的认识有关，也与人们对体育科学的性质与体系的看法有关。在迎接新世纪来临的时候，终于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提升出来，并集成起来。这是20世纪体育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最终将带来体育运动的再度繁荣。 （一）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现代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胚胎期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时中国的学者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汹涌而来的西方体育文化的推介与诠释。从世纪初严复、康有为发端，一批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学者、留学生从事了这方面的艰巨工作。有的偏重于教育中体育地位的论述，如蔡元培、陶行知；有的热衷于西方竞技文化的宣扬，如郝更生、董守义。 院校派的学者们以“体育概论”、“体育原理”等为书名，写了第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专著与教材，他们的名字是王学政、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这些书籍多是以体育教育为主体，包含了生物学科、社会学科的综合体； 另一方面是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育历程，张扬中国传统体育的精粹，以唐豪、张之江等人为代表对中国武术的研究和提倡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 “兵操存废之争”，最终承认了学校体育、竞技运动并存的客观存在。“土洋体育”之争的实质是我国传统体育界的“国粹派”与西方体育不断较量、抗争的延续，也有“兵操存废之争”的余绪。这次文化碰撞实际是以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的互相承认和融合而宣告结束的。 新中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理论”的面目出现的。而“体育理论”则是前苏联的“体育教育理论”的简称。 20世纪五十年代确立起来的民族文化是前苏联战备文化、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文化、产品经济时代保留的自然经济文化的合成物，并由这种文化派生出了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体育教育思想，这个时期的体育理论是以凯洛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准备性教育思想，以及由这种思想衍生出来的前苏联体育理论为主体的。 不可否认，这种教育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理想色彩，但受当时哲学背景的限制，这种理论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和理解，因此在实践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期轻视体育教育的问题。 当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后，在中国教育界和体育界总想孕育出一种新的理论来取代上述理论。 六十年代，以钟师统先生为首创编了全国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材，这在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终究没有跳出前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窠臼，因为我们毕竟有着与前苏联十分相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体育体制。而且从中国体育教育思想演变的历史来看，我们自身形成体育理论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1978年和以后诸版的《体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仍然将体育人文社会学定位在体育教育理论的范畴内。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现状 改革开放时代，及其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是原“体育理论”的裂解，体育教育理论范畴的“体育理论”已经无法包容体育实践的丰富内涵，于是体育理论分化为“体育概论”、“学校体育学”、“群众体育学”和“运动训练学”。 这时同时恢复了“运动心理学”、“体育史”等学科的学术地位与面貌，前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止中断了，后者则被极左的思潮阉割篡改了。 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社会科学被引进体育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学科，如体育哲学、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才学等。 社会科学群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确立，是体育科学在80年代繁荣的重要标志。出现这样一个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人们注意到在20世纪后六十年体育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体育现象扩大化与复杂化的趋势。传统体育教育理论已无法全面回答作为社会现实的体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各门体育社会科学的进步和繁荣，其研究的深广度不断扩大和加深，在社会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为新学科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应运而生。在此期间，出现了“体育学”、“体育基本理论”等相近的概念。 人文学科进入体育科学，是体育科学的再一次进步。人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规律，涉及人类本质、人类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层面。 体育人类学、体育文化学的崛起，把体育整体置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野，是体育的进步，是人文体育发展的需要，因而大大提高了体育的文化层次。 1996年中国把体育学列为一级学科，从而正式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是当代体育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四个二级学科，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学正式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