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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意义 黄子平 一「现代抒情小说」 一九八○年夏秋，花甲老人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先写了《异秉》，是将三十二年前的旧稿（早已遗失），重写了出来。接着写了《受戒》。这一篇，据汪先生说，写之前跟一些朋友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 如今，淡忘了当年的文学「语境」的人，也许会对这「奇怪」感到奇怪：这就叫浩劫之后的「心有余悸」么? 事实上，《异秉》被江南的一家杂志拿去，压了好长时间，几经周折才发表，后来也并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至于《受戒》，因比（异秉》早发表于京城，则较引人注目。汪先生说：「最初写时我没打算发表，当时发表这种小说的可能性也不太大。要不是《北京文学》的李清泉同志，根本不可能发表。在一个谈思想创作问题的会上，有人知道我写了这样一篇小说，是把它作为一种文艺动态来汇报的。」 人们毕竟是敏感的。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都意识到了：汪曾祺小说在当时文坛的出现具有显而易见的 「异质性」－－当然，直至今天，这种「异质性」也未得到很好的阐明，更谈不到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探讨其意义了。 当时的文学创作，可以大致分析出两大潮流。一是「伤痕文学」和初见端倪的「反思文学」，是感伤的、愤怒的、政治化和道德化的、英雄主义的和悲剧色彩的，是以上种种情调的粗糙混合物。一是受了点刚刚介绍过来的卡夫卡、沙特的影响，面对荒谬的世界探讨「生存」本身的充满了困惑和不安的尝试之作。前者依据的是五○年代理想主义的价值体系，试图恢复所谓「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后者直接与两次大战后的西欧文学认同，凭藉大劫难中的共同体验表达青春的抗议。突然，出来了一篇充满了内在欢乐的《受戒》，而且这欢乐是「四十二一年前的旧梦」，是逝去的「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 小说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冶生活的纠缠，用水洗过了一般清新质朴的语言叙写单纯无邪的青春和古趣盎然的民俗。悲愤哀伤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蓦地出现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 （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评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从探讨「生存」困惑的新进作家眼中看来，对生活的这种诗意化肯定也是不可接受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汪曾祺某次引述了这句北京俗语。 他清醒地意识到其作品存有一个是否「合时宜」的问题。在当时，如下的解释绝不是多余的，而且也是真诚的：「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家本人和他的批评者，都没有预见到数年后的「文化热」、「寻根文学」和李陀所说的「意象的激流」的出现。数年后，年轻的、激烈反传统的批评家著文指责汪的小说是「怀恋传统文化」的始作俑者。汪先生说：「我看后哑然。」 这可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事情。 熟悉新文学史的人却注意到了一条中断已久的「史的线索」的接续。这便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 「现代抒情小说」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一类大题目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藉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沈的人生况味。在「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的年代里，这一路小说自然趋于式微，消声匿迹。《受戒》、《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之涌出，使鲁迅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多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 事实上，据汪先生自己说，写《受戒》之前几个月，因为沈从文先生要编小说集，他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老师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二，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但是，「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只说明了汪曾祺复出的一方面意义，其乡土的、抒情的特征，可能遮掩了不易为人察觉的另一面。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