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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张玉清 关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 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双重使命，一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不断发展和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也日益显现和增多。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谓适逢其时，意义十分重大。（一）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问题 所谓协调利益关系，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有关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关键是财富、收入在各个群体之间如何分配。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观点，他的目的在于启发经济的动力。26年后，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持续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动力不足，反而是动力有些“过度”了。当然，在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带来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贫富分化的问题日益变得突出了。  我们知道，测量贫富差距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的方法，中国的经验也证明采用这个方法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改革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改革以后不断攀升，1988年达到了0.38的水平，1994年达到0.434，1997年为0.4577。根据最近一些学者对2004-2005年的调研对比，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的水平，这在国际上比较应该是比较高的差距水平，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在改革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从0.33上升到0.5的水平。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确实是严重的问题，应做出政策调整的时候了。 （二）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问题 中国当前的社会的不和谐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所谓利益群体就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或有一致的利益要求的人所构成的群体”，这里所说的物质利益核心是经济利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体差异或矛盾问题，绝大多数是以利益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实，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社会学家就开始用这个概念分析。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采用利益群体的分析方法，比较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矛盾的真实情况。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以经济为主导的改革，所以，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经济利益的分化比较明显。矛盾和冲突大多与经济利益有关。而所谓不和谐，也主要是因经济利益的差异、分化、对立造成的不和谐。比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就是两个有着利益差别的群体。近来的一些研究证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的总数超过了一个亿，其主体是城市农民工。2003年以来，中央对于城市外来人口和城市农民工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强调要保障城市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取消了对于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要求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等。然而，在调整城市外来人口的政策后，新的矛盾又暴露出来。过去，采取的是强控制政策，在高度控制之下，矛盾处于潜伏状态。现在采取的是宽松的政策，矛盾反而暴露出来了。要想实现和谐就必须妥善调节有利益差异的群体之间的关系。  （三）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 在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方面，我们曾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毛泽东同志还专门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了著作。但是，改革26年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与过去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在有些方面，矛盾甚至变得更为尖锐了，而且传统的处理方法已经失效。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和解决办法。  近来，在社会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上，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比较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发展向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二是工程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城市建设拆迁引发的矛盾。三种矛盾有共性，我们先以城市发展向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为例，作一个简单分析。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城市向郊区的迅速扩张，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扩张的热潮，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而在征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社会保障措施不配套、导致“征而不用”、“暗箱操作”而滋生腐败、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基层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导火索，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甚至不得不采取集体上访、诉讼等手段，甚至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来保护自己。“失地农民”的问题难以解决与经济体制的转型有很大关系。在我国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