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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第一节 古文运动 一、什么是“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诗的格律化、文的骈俪化，同是六朝文学的主要特征，而前者为唐人所继承发展，后者到中唐以后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诗歌，尽管也有人会强调它的政治和伦理作用，但它的艺术性、抒情性总是不可否认的，它具有某种特殊形式、特殊要求，也似乎是无可非议；文章则不同，它作为一切文化的最基本的语言载体，形式上的过分束缚会使它的多种功能受到很大妨害；而从政教需要的角度来看，骈文更显得不切实用。 六朝文章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严重弊病： 第一，是骈体文过度膨胀。本来，六朝人提出“文”、“笔”之分，包含着区别艺术性与实用性文章的意识，但士人好尚丽藻的风气，不仅使抒情写景一类文章完全骈偶化，而且把骈文的写作推进到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用散体文的几乎只剩下历史、地理等不多的几种著作类型。 第二，是骈体文的束缚越来越严重。本来，骈文的基本特征只是使用对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骈句杂用，到了后期，不仅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句式也定型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错，还要讲究用典、声律，实际成了一种“格律文”。 第三，对文章形式的极度讲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而形式的严重束缚，又推进了程式化和好用陈词滥调的习气。因此，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够在层层束缚中自由挥洒的骈体文不是没有，但这毕竟太困难，大多数人只能靠套用陈旧的程式、典故、语汇来写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文字。 由于以上弊病的存在，文体的改革就不可避免。不但实用之文要恢复其实用性，就是艺术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形式。何况，文章的所谓实用性和艺术性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由上述情况就可以知道，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从基本的特征来看，古文运动是要改革文体；而改革文体，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古文家企图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种需要同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后面这一点。 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而且，尽管古文运动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也并没有对前者彻底“取而代之”。后代是骈体文与散体文两者共存，并互相融汇。我们需要知道：文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来不存在不偏不颇、十全十美的发展道路。中国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6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文以明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他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大量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韩愈的古文，本有“文从字顺”和“怪怪奇奇”两种风格，后追随者们片面发展了韩文奇崛艰深的一面，古文运动逐渐衰落，骈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北宋建国之初，柳开曾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但所继承的则是唐代古文运动末流奇涩古奥的遗风，王禹偁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但所见与柳开不同，他在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同时，把“传道而明心”和“句易通、义易晓”作为古文写作的标准，纠正了柳开等人文风的流弊。继承王禹偁古文传统而作出了较大贡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中坚的是欧阳修等人。欧阳修等人也主张“文与道俱”，但已偏重于实用，而不专指遥远的道统和空洞的性理，对四六文的骈偶形式，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欧阳修进一步开创了平易流畅、骈散结合的古文新体制，使其成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并为此后元明清诸代所遵循。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的嘉祐二年(1057)，是古文运动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