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意进入翻译理论研究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看钱钟书的不隔说.pdfVIP

让诗意进入翻译理论研究 ——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看钱钟书的“不隔”说 蔡新乐 1、 引言 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在有关“现代性”的思想引导下走着一条“科学主义” 的道路；与此同时，却忘记了两种传统：一是中华文化资源作为思想的牵引力量的可能性， 二是西方主流哲学之外的思想对于翻译理论建设的资源意义。这样的偏向一个方面、片面的、 割裂文化成长及其传统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理论的健康发展，至少是影响到了自 主的理论建设的自我生成的力量。但是，如果肯认真反思历史，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中华文 化中的确是有资源可以运用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的。一般会认为，传统的译论思想过分注 重实践性以及时效性趋向：一方面，是对翻译的可行性投入过多关注，致使理论的形而上取 向相对不明；另一方面，是过于注重此时此地的翻译动向是否合乎某种标准。这样一来，在 关心形而上的研究者看来，理论就可能不具备它应有的品格。但是，自近代以来，实践的总 结毕竟是在东西文化大碰撞、大冲动这种背景下的总结，而且中华文化在这样总是偏向一方 的“交流”当中必然要关注自身的生死存亡。1因此，面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成长，应该说， 有识之士还是具有一定的意识，要为“抵抗”建造出某种氛围甚或情调的。在这个意义上， 重要的不是、也不应该是对近代以来的翻译理论思想的无限定否认，而是接受历史的教训， 以这段历史继承人的姿态将理论的形而上升华视为基本的要求。 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本文试图对钱钟书（1910-1998）的“不隔”说重新加以讨论，以 便审视有关问题，即将西方现代哲学中“反传统”的思想与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思路置于一 处加以探讨。具体地说，这里要引入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非 对象性的思”的理论，其中牵涉到的不仅是对“科学”的认识论的打破，而且还隐含着向东 方的一个转向。换言之，海德格尔的思想，在这里可能正与钱钟书的“不隔”说有异曲同工 之妙。而就此加以阐发，有助于我们放弃理论的“逻辑主义化情结”，展开思路，真正面对 中华文化可能含有的丰富的思想资源。“不假外求”，有时也一样能突出理论的一个走向。而 本文所论述的，则是立足于“诗意”的译论建设的价值取向及其可能性。 2 、钱钟书的“不隔”说与海德格尔式现象学中的“解蔽” 2 钱钟书的“不隔”说，是在他作于 1934 年的《论“不隔”》 中阐发的。他首先引用英 3 国文学理论家阿诺德（Mathew Arnold ，1822-1888） 的论文 On Translating Homer(1861 年发 表) 中的话点出自己的话题“不隔”，进而引用王国维（1877-1927）的著作《人间词话》中 1李泽厚认为，现代中华文化显现出两大变奏：一是“启蒙”，一是“救亡图存”。前者是要寻找先进文化资 源，使传统的中华文化走向现代化；而后者则是要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拯救民族于水火不。（见他的论文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 年 4 月号；收入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 思想史论》[上卷]，第 71-111 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这二者，都含有中华的生死存亡问 题。因为，后者可能被视为文化的没落造就的民族力量的减弱，所有饱受欺凌也就是历史的必然。而前者 要求“启蒙”——“启发心智”——说明中国人知识贫乏，思想落后、观念保守，也就是文化陈旧。二者 结合在一起，便意味着这样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而郑敏则从诗歌的力量减退角度进一步提出，中华文 化正在进行一场“慢性自杀”。详见郑敏，《我们的诗遇到了什么问题》，载《诗探索》，1994 年第 1 期。 2此文原载《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 年 7 月），后收入钱钟书，《钱钟书散文》，第496-501 页。杭 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 3钱钟书在此文中将这位文论家的名字译为“安诺德”。 12 对“不隔”的论述，对这一概念展开讨论：讨论涉及翻译理论以及文学创作两个方面。因此， 他的讨论尽管集中在“不隔”的意义上，但涉及文学、翻译、美学以及哲学等领域。这说明， 这一概念的理论作用是极大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