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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诗中的垂钓意象 李红霞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垂钓很早就具有符号化意义,表达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垂钓意象在唐诗中得到集中而广泛地表现,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一为归返自然的放旷闲适之趣,一为高蹈志趣的呈示。 关键词:垂钓;闲适;隐逸;渔父;渔樵 垂钓自古以来就是隐逸者赖以寄托人生怀抱的表征,垂钓与中国古代隐士之间存在着普遍、持久、密切的联系,所谓“古来贤哲,多隐于渔” [1]. [p.2068]。当隐士走入山林薮泽,也就意味着渔樵生活的开始。对隐士文人而言,江湖薮泽不仅仅是一个寄身其中的生存空间,更是一个相对魏阙而言的精神空间。随着隐逸独特精神内涵的确立,垂钓也逐渐走入诗歌殿堂,开始作为一种象征意象映射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成为诗人审美理想的载体和理想人格的外化,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表现隐逸情趣的题材类型。到了唐代,垂钓普及到一般文人生活,并在诗歌创作中有了集中而深刻的表现。大致说来,唐诗中的垂钓意象主要包含着四个层面的内容:从主体来说是渔父钓叟,从用具而言则是钓竿,从地点来看则为钓矶,从过程而言则是垂纶。走入唐人的垂钓世界,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情趣、精神风貌及审美追求不无裨益。 一、垂钓的原始遗存 垂钓活动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渔猎时代,殷商时见于史传记载。作为农耕社会的产物和重要内容,垂钓最初有谋求生计的实用功能。商周吕尚的渭滨垂钓开渔隐结缘之先河。《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垂钓奸周西伯。”《韩诗外传》卷八亦云:“太公望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钓于溪。文王举而用之。”吕尚垂钓溪固有其谋生的实用目的,但他因钓而遇,佐君王而建功业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后人于是将其垂钓生活理想化,吕尚由此成为渔隐遂志的典型。 春秋战国时期,垂钓成了贤达之士人生失意时的退路,并开始带有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庄子》和《楚辞》中避世渔父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垂钓象征意蕴的基本定型。庄子笔下的江海避世之士“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而他本人也曾垂钓于濮水以快己志,对楚王的礼聘持竿不顾,力辞卿相之位,显示其愤世遁俗的风范。这种鄙弃名位、法天贵真的品质流注隐逸的血液中,成为垂钓者的精神特质之一。《楚辞》中的渔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隐士,他通达世故、超世旷达,以“圣人不凝滞于物”劝诫屈原“其泥而扬其波”,在昏浊的世道以与世推移的法则处世,渔父所阐发的随波逐流路术颇有隐者“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避世全身意味。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指出:“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2](P·116)可知诗中的渔父已远远超出了以渔为生的职业表层含义,而带有隐逸遁世的思想蕴涵。 汉魏六朝,垂钓与隐逸关系更为密切。东汉严光以垂钓名闻天下。他曾与刘秀一同游学,光武即位后,他改换姓名隐身不见。秀授其官,他坚辞不就,退隐垂钓于富春江,成为不趋权势、不慕名利的高士。此后,垂钓逐渐成为隐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寄托,他们栖遁山林时多以垂钓为事。郑敬素隐于弋阳山,以垂钓自娱;高凤隐身垂钓,终于家中;石秀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东晋王羲之去官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孟陋清操绝伦,弋钓时每每孤兴独往;隐士子庄,不交人物,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郭翻居临川,不交世事,终日以垂钓射猎为娱。 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隐逸怀道高尚观念的确立,垂钓的隐逸内蕴日渐彰显。在玄学盛行之际,隐逸不再讲求形迹之隐,只要契道得意,即使朝堂闹市也可获得与世疏离的隐逸旨趣。在这种“出处同归”思想导引下,世族文人不必钓濮水、游濠梁,也不必在丘园枯槁自守,在自家的园林中渔弋山水、执竿而钓即可获得归返自然、与物相亲的无限意趣。从嵇康“嘉彼钓叟,得鱼忘筌”、王彬之“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中可知,钓叟闲适悠然的垂钓不过是一种姿态,其旨并非在得鱼,而是追求一种与自然合一的俯仰自得的意趣,呈示一种了无挂碍、任情之所至的淡泊境界,因此垂钓生活被赋予不拘形迹、重在得意的玄学情调。 二、唐代文人临水垂钓的诗意表白 降至唐代,垂钓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公卿馆臣、江湖逸士,还是郡斋官吏,都十分喜尚垂钓活动,许多文人甚至有过隐居垂钓的经历。岑参闲居终南别业时以“钓鱼春复秋钐来寄寓向沧洲的志向,隐逸终身的费冠卿钐往往惊游鳞,尚疑垂钓日”[3](P·5612),丘为结庐若耶溪,也是无日不钓鱼,刘长卿甚至称自己钐钓鱼终老身钐。张志和、陆龟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垂钓不仅是为了资口腹之欲,更在美云水之乐。钐新唐书钐卷196载:“(志和)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同代李德裕赞赏他这种“隐而有名,显而无事”的风度,将其与东汉严光相媲美,可见张志和垂钓闲隐境界之高。晚唐陆龟蒙追求垂钓的闲情雅趣,他“自比涪翁、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