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作用机制定量探究.pdfVIP

年期间全国医院财政投入萎缩更加严重，医疗资源浪费有明显的加大趋势。 由此可见，多年来物价部门对医疗价格体系进行严控，使原本扭曲的价格体系不但得 不到及时调整，反而更加扭曲，医疗收益率特别是常规项目、劳务项目收益率更低，转过 来医院只有进一步追求收益率较高的药品和高新项目，造成新一轮的资源浪费，财政更无 法跟上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可见，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根源仍 然是财政投入不足和收费方式不合理(按项目收费方式下，服务收费的亏本可以由药品、 高新项目等其他高收益项目来替代)，促发因素为物价的严控及其定价机制的扭曲。 当然，日益严重的恶性补偿机制也透露出一点，那就是如果医院的费用补偿机制的恶 性循环不打破，根源及其促发因素不解决，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解决过重的医疗费用 负担和百姓呼声较高的“看病贵问题基本是无路可循的，近10年来诸多项政策的无功 而返，问题依然严重就是再好不过的佐证。 (二)我国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中，财政和物价责任依然重大 1998年之后的10年间，我国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中，财政和物价责任依然重大，分别 达到了5005和40％以上，进一步证实了财政投入在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中承担着主要和次 要的责任。医院作为医疗费用的发生地，其责任较小或者说没有责任，1998年后的10年 其责任归属均为明显的负值(-1．9％至IJ-47．3％)。这表明在目前的医疗费用增长率下，医 院并没有完全补足财政投入萎缩和服务成本的增加，有理由认为医院行为不是医疗费用过 快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其本身也未从费用增长中获取任何自身利益。医院所充当的角色， 只是财政和物价的载体，即两者导致医疗费用增加以医院业务收入形式来表现，致使人们 往往认为医院是“罪魁祸首”。 综上所述，财政、物价和医院三方，在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中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已经明 上涨有促发责任，医院在被动适应中产生了不合理行为等。通过医院净收益变动的分析， 政补偿不足的状况如不加以解决，医院将面临更加艰难境地，同样通过对次均费用和医疗 需求的分析，发现医院在经营过程中的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行为，尽管医院不合理行为可 以解释为医院在财政投入不足和物价上涨过程中出现的被动适应性行为，医院行为对需方 的损害却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近期费用上涨和需求上涨的综合作用下，导致需方利益的受 损更加严重，1998年之后新医改十年探索的效果难以说明显。 不容忽视的是，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居 民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全国的诊疗人次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对需方就诊 医疗机构级别的严格限制，如村级和乡镇级就诊较高的报销比例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 了分散就诊人次分流至基层卫生机构的作用，有效地降低了次均医疗费用过度增长速度。 (--)从需方角度看，现阶段医疗费用增长速度仍然超过需方承受能力 II 率(18．3-26．24)，虽然过度增长幅度不大，但是医疗费用实际增长率中仅有37．2—58．2％ 能够给予合理解释，另外41．8—62．8％的医疗费用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总量增长不多，但 是无法合理解释的部分高达4096以上，意味着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不公，医疗费用自费病 人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如此必然影响到需方，尤其是自费病人的相对需求萎缩 (7．7-10．44)，进而影响到绝对需求(一1．2-3．44)，综合考虑两者的实际萎缩高达 8．1-13．64，全国医疗服务需求萎缩状况明显。 同时，1998年之后，医疗费用的次均费用环比增长率、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萎缩程 度，以及医疗费用增长中无法合理解释的部分均呈现不断缩小之势，并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尤其以1999年和2005年为界的前后，降幅最大。深入思考，不难发现，这与1998年、 2003年和2008年分别开始实施并逐步完善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新农合制度、居民 医疗保障制度等有着很大的关系，无社会医疗保障的人群即自费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 障制度有效共担了原先自费人群的就医经济负担，自费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不断释放，显 著降低了需求的萎缩程度。同时，由于保障制度对需方就诊医疗机构级别的严格限制，如 村级和乡镇级就诊较高的报销比例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分散就诊人次分流至基层卫 生机构的作用，有效地降低了次均医疗费用过度增长速度。所有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 了掩盖医疗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作用，掩盖了医院对于次均费用的依赖，对于药品和高新 检查的依赖。 但是，如果我国医院浪费型补偿机制不消除，医院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