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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骚》的政治隐情 〈一〉《离骚》的创作背景 （一）作者生平际遇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名平，战国初期的楚国人。他生活在楚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怀王和顷象王时期。年轻时曾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过楚国的左徒（官名），参与国家大事。他学识广博，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为了统一中国他积极主张对内任用贤能，修明法度，富国强兵；对外联齐抗秦，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和活动触犯了腐朽贵族的利益，受到诬蔑和排挤，被昏庸不察的怀王免职流放到汉水北部。楚都郢城被秦军攻陷，他看到祖国山河破碎，痛感国家政治黑暗，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于农历五月五日，怀着满腔忧愤，投汨罗江自杀。[1] 《离骚》抒写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和遭遇。说到政治理想，他一心想让祖国独立富强，统一长期分离的中国，达到所谓的唐虞三代之志，实现所谓的“美政”，但是，楚国的现实并不允许屈原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变成名垂千古的历史业绩。“七雄割据”的分裂局面，严重阻碍了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因此，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是历史赋予当时诸侯王的艰巨任务。但是，一切都不如他的所愿。 诗人在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过程中遭遇到很多的挫折。在那时，兴办教育为国家培育人才也是他的一个主张，但由于诗人的特立独行，立即引起世间庸人的馋毁，从而使诗人再一次遭遇挫折，陷入孤独绝望境地的他内心深处进一步展开，矛盾、彷徨、苦闷与追求理想，以及灵魂搏斗的过程。 （二）创作背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屈原的王室出身使其无比自豪，但在天下的思想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是其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振兴国家的重任。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当因小人谗言被放逐后，其心中所思依然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向及兴国的责任心终使其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的命运上，与国家同生死，共存亡：《离骚》于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最终贬逐的遭遇。“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既忧时光的流失，君王不及建功立业。又伤国君没有信用，弃贤用恶。[2] 〈二〉《离骚》的象征手法 （一）《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认为《离骚》以香草美人来象征人格和君臣关系，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一般说来，香草通常被屈原用来象征自己的品质和修养，而美人意象大多是屈原自拟。用以向楚王陈述忠爱之心和被遗弃的哀怨。用婚姻爱情来象征君臣关系，那时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他用爱情失败和背离的痛苦来象征君臣乘违的现实，使得诗歌有着更深厚浓郁的抒情意味，更加忧怨悲愤。《离骚》中的香草和美人意象，相互支持，共同营造了一个浪漫而悲愤的抒情意境，使得诗歌更加生动。[3] （二）《离骚》中的求女，也是一种象征的手法。诗人即没有说其用意，人们也只能从前后文的联系和情理的推测去判断，这是很难得出结论的。笔者比较赞同“求贤”之说。“哀高丘之无女”，是忧国忧民的感情。由此引起了下文的求女。三次求女失败，情况又各不同。第一次是所求非贤，第二次是为他人先得，第三是媒绝路阻。在求女失败之后，又回到对现实的指控：“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这似乎是由鸠言不好、雄鸠鸣逝、理弱媒拙引发的感慨。[4] 三〉《离骚》的政治隐情 1、时代背景 屈原的时代，是法制主张者同反动的封建集团在政治上矛盾冲突的时代，屈原是以一个高洁的、爱国的政治活动家，由于主张法制而同楚国的封君集团展开了政治斗争。在封君集团的排挤和攻击下，屈原的政治前途终于断送了。[5] 屈原所写《离骚》是同楚国的现实息息相关的。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年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但是楚国又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5]诗人为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极限。那个时候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年代，老百姓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生活的。[7] 2、政治隐情 （1）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淡水河边吊屈原》，收在《舟子的悲歌》用追述示现的手法，想象屈原这位“千古的志士”，遭放逐后，行吟江畔，形容憔悴地高吟着《离骚》，而“泪涌如潮”屈原把满腔的“悲苦”，写入《离骚》，吟咏之间，不禁“泪涌如潮”。把流泪夸张地说成如潮水涌涨，这譬喻正为了衬托屈原“悲苦”心境之“大”。这“大”并不等于“多”的意思，它是大胸怀与大气魄。因为他心中的“悲苦”，不是悲己怀才不遇，而是苦天下之大悲。这大“悲苦”才是屈原伟大之所在。[8]楚国的政治及其腐败，没有一个当权的人来整治。他内心深处及其痛恨那些达官贵人，他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整天贪图享乐。诗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想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