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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制度创新与历史局限 201 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在10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纪念和反思。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最愿意纪念和反思的，是辛亥革命期间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及其历史局限。 一、孙中山的制度意识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最早在世俗层面初步实现自我担当、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大同博爱的现代个人，应该说是耶稣基督。他的文明贡献主要表现在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自我担当、自我牺牲的救赎意识。也就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为代价，为全人类承担罪责，从而在上帝与人类之间缔结新一轮的契约关系。《圣经》中的所谓“新约”，就是这样得名的。 第二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契约规则。也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突破游牧农耕社会里面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身份奴役和身份特权，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呐喊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文明意识和契约规则。随着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广泛普及，工商契约社会最为基本的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共同遵守的信用规则，以及宪政民主的制度规则、法律程序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适公理，才得以确立奠定。 第三是公共领域内形而下的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威，与形而上的信仰教育、道德精神、灵魂追求之间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继耶稣基督之后，正是基于自我担当、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大同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