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的研究.doc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多元化、多层级、多领域的深度发展，整个社会组织、成员也将面对着日趋复杂的各类矛盾纠纷，矛盾纠纷的解决不仅关系到社会是否能够正常发展，而且关乎社会结构是否健康合理构建及社会组织、成员之间和谐共处，最终影响的是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里所指的矛盾纠纷主要指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因财产权或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侵权行为引起的矛盾纠纷。矛盾纠纷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解决途径的多寡，是法治社会建设无法逾越的障碍，所以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解决矛盾纠纷需要多元的法律制度，争讼是矛盾纠纷解决的保底救济途径，诉讼活动的开展必将导致争讼一方当事人不满意矛盾纠纷的解决，只是因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消极的去消解矛盾纠纷，也容易引起新的矛盾纠纷，故而开创多种途径解决矛盾纠纷，让更多社会组织、成员主动积极化解矛盾纠纷，是一个法治社会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当前解决这些矛盾纠纷的途径主要有：协商、仲裁、争讼、调解等方式。协商主要是自主协商、自行和解；仲裁主要是仲裁委员会仲裁；争讼主要指将争议向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调解主要由三种：一是法院诉讼、执行中调解；二是行政部门中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等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近年来，郧县人民调解工作从新形势下疑难纠纷解决入手组建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医1万方数据疗事故医患纠纷等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发挥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业优势，提高了疑难矛盾纠纷的化解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因历史原因及社会发展，其人民调解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新矛盾，人民调解在人员、经费、权威性、调解纠纷的能力等方面跟不上时代和现实的步伐，本文主要论述人民调解现状及困境，并对郧县人民调解近年来的工作做一梳理，从其工作成绩、工作困境、需解决的问题入手寻找到完善其工作的方式方法与途径。目前，据司法部提供数据显示，全国有人民调解组织82.4万个，人民调解员494万人，其中，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67.4万个，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7.9万个，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4.2万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1.2万个，基本实现了调解组织网络全覆盖。近五年来，全国人民调解组织直接调解、协助基层人民政府调解各类民间纠纷2900多万件，调解成功2795万件，调结率为96％；防止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自杀10万余件，防止因民间纠纷转化成刑事案件25万余件。在这些巨大的统计数据基础上，人民调解在现代法治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更加不可或缺。但起于建国后的人民调解工作，由于其根植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人民调解工作也出现诸多困境，这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问题。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更替对人民调解的冲击。首先，城乡2万方数据二元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束缚力渐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形成农民工潮，不仅使农民在财富上获得了收益，生产生活时间更加自由，空间也随之发生位移，农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与村庄的依附性减弱，自然使得需要人民调解的群体逐步减少。其次，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教育事业的普及，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已成为农民不可或缺的教育途径，更多的农家子弟通过学习改变了其对乡村、土地、宗族亲友的依附性和熟悉程度，出生于同一乡村和宗族的人彼此之间已然互不相识，使得说合矛盾纠纷的“中间人”丧失了说合的基础和动力。再次，因时间的自由和空间的位移，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支离破碎，庙会、集会等乡村公共社交活动名存实亡，除宗族亲友邻里间的红白事外，已鲜有乡村公共社交活动，这样以来，维系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难以维系，使得农民对朴素的道德评判日渐陌生，人民调解所依赖的评判标准逐步丧失。人民调解的队伍再生产机制失效。改革开放后，逐步出现了“民工潮”，从部队转业和复原的农民子弟军人不再选择返回家乡承担农村精英阶层的责任，更多是选择自我财富的积累或在城市进行自我价值的二次创造，退伍专业军人逐步退出农村精英阶层，部队为农村培养干部和调解人才的现象已成为历史，现在农村农村精英阶层包括调解人才主要依靠新兴的致富能手，但是因其更多地受到经济利益的左右，大多存在缺陷，单纯的精神嘉奖及需长期用朴素价值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使得无利可图的人民调3万方数据解已很难对他们产生持久的吸引力。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问题制约工作的开展。而在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对物质财富积累的兴趣远远高于精神上愉悦，这使得人民调解工作对办公经费及相应报酬问题跃然纸上，不得不积极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日益进步、文化的广泛传播带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同时也使得精神生活呈现多元化特点，人民调解工作的主体——人民群众不再因对权力的恐慌、敬畏进而顺从妥协，更多的是自主捍卫自身权力、权益，传统的人民调解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