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78年间中国政治整合研究：背景、过程和教训.docVIP

1958-1978年间中国政治整合研究：背景、过程与教训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摘要：1958年后的20年间，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协奏下，我国开始了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统领的政治整合过程。它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形成了政治与社会高度重合的结构；通过社会流动的“内部化”和“反向化”控制固化了社会阶层结构；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但内耗了社会力量，也退化了其整合能力。这种高强度的政治整合，大大超越了生产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关键词：政治整合 阶级斗争 群众运动 社会流动 政治整合就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化解矛盾与风险、促进融合与合作，从而维护动态稳定和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乐观的态度，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协奏下，快字当头的“左”倾路线迅速取代了积极稳妥的建设思路，由于领导集团对形势的误判，新中国初期小范围内萌动的良性整合框架被重新祭起的“阶级斗争”法宝所破坏了，中国开始步入到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曲折阶段。 一、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浪漫前奏与社会铺垫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先建立政权，再改造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在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新中国开始着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受到波匈事件和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对改善经济状况的强烈要求，“赶英超美”和“自力更生”的民族主义迅速膨胀，在一个高强度整合的社会肌体内部，领导人浪漫主义的勾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就更大限度地收缩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延续长达20年的曲折发展阶段，1958年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奏无疑为运动式整合的到来埋下了铺垫。 1.中苏关系变化加剧了国内建设“急于求成”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苏之间开始产生政治上的分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着手开始对此进行“反思”。用毛泽东的话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自1958年起，中国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但是这种“反思”并没有对苏联模式和制度做出根本性的认识，反而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浪漫主义倾向。 1960年开始，中苏关系进入全面恶化时期，苏联单方面撕毁经济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建设造成严重困难。此后两党两国的关系由分歧加深到实际破裂，并且逐渐走向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不但震动了国际局势，而且深刻影响了我国国内的时局。“反修防修”的政治思想与“自力更生”的经济思想开始在国内泛起。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下，发誓“以后决不向魔鬼借钱 ” 的中国领导人，在布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急剧“左”倾，激进主义开始膨胀，危害十分严重。 2.“三面红旗”指导思想取代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三面红旗”是1958年到1978年间影响中国最深远的政治术语，其内容包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们分别在1958年陆续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拉开了运动式政治整合的总序幕。 总路线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讲到“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还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冒进”的路线。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人民日报的社论更清晰地界定了总路线的核心，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可见，快字当头、用超乎想象的高速度来实现社会主义蓝图是总路线的根本特征。 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力图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动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浮夸的农业大跃进，“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5](pp.728-750) 50年代末，“三面红旗”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