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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弱于陶”与明代前七子的陶诗批评 邓富华 作为 “开千古平淡之宗”[】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但陶渊明 在诗歌史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陶渊明在南朝时并不受到重视，颜延 年为他作诔，仅评其 “文取指达”，沈约 宋《书》把他列入隐逸传，对其诗文成就也未予肯定。 齐梁时刘勰撰 《文心雕龙》，未提到陶渊明。钟嵘的 《诗品》虽称他为 “隐逸诗人之宗”，但也仅 把他列为中品。萧统对其诗文评价较高，而 《文选》也只选其诗 8首与文 1篇。到了唐代，陶 渊明才开始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李白、自居易、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推崇其人品和 诗歌，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而正如钱钟书所言：“渊明文名，至宋而极。”_2]北 宋苏轼高度评价陶诗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3]。且前 后和其诗凡百余首。而理学家朱熹更欲将陶诗 “附于 《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 准则”[。南宋陆游则提出“学诗当学陶”(《自勉》)，金代元好问评其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 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其四)，元代方回亦云：“世称陶谢诗，陶岂谢可比。”(《秋晚杂 书》)将陶渊明的地位突出于谢灵运之上，并说 “五言古陶渊明为根柢”_5]。可以说，自唐宋以 来，陶渊明的文学地位逐步上升，至宋元时代，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明初，宋濂从文道合一的角度出发，对陶诗颇为推尊：“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 止，处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合于道，盖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_l6陶 诗的平淡冲和的风格也受到当时台阁文人的青睐，如杨士奇说：“诗以道性情，诗之所以传 也。古今以诗名者多矣，然 三《百篇》后得风人之旨者，独推陶靖节，由其冲和雅澹，得性情之 正，若无意于诗，而千古能诗者，卒莫过焉。”[7]把陶渊明推到了 《诗经》之后第一诗人的位置。 李东阳也说：“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r8]何孟春则说陶渊明是 “三代而下为第一流 人物，其诗文 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9]。而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对陶诗的 评论颇值得注意，特别是何景明提出“诗弱于陶”的诗学命题，引起了明清两代文人学者的 反复讨论： 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 于谢。[。 198 文学评论丛刊(第 15卷第 2期) 黄省曾首先发表了不同意见，在写给李梦阳的信中说：“有号称海内名流而乃为论 日：文 靡于隋，其法亡于退之；诗溺于陶，其法亡于灵运。嗟夫 !嗟夫 !是何言哉?隋不足论，至于 退之、陶、谢，亦可少宽宥矣。”[11_许学夷则针对何景明的诗论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批驳：“渊明 诗，真率 自然而气韵浑成，而谓 诗‘溺于陶’，一病也；五言 自太康变至元嘉，乃理之必至，势之 必然，而谓 谢‘有意振之’，二病也；灵运之名，实被一时，渊明之诗，后世始知宗尚，当时谢岂 有意于振之耶?三病也。”[1]首先，他强调陶诗有真率 自然与气韵浑成的特征，批评何景明 没有认识到陶诗的妙处；其次，他从诗体演进的角度来驳斥谢灵运振起诗道的观点，认为五 言诗 自太康发展至元嘉，诗体必然要随着时代环境作家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诗体 的流变是 “理之必至”与 “势之必然”，也就是说这是客观规律。持此种看法的还有钱谦益等 人。也有一部分学者仅仅提出了批评，但未能予以阐释，如潘德舆说：“至大复谓古文之法亡 于韩，诗弱于陶，尤为诞谩。”E13]陈仅亦云：“此直是英雄欺人语。古文之法亡于韩，近人犹有 拾其唾余者，至评陶诗为弱，尤属谬妄。”_】清代朱庭珍对这一诗学命题有不同的理解： 何大复答空同书，谓诗盛于陶、杜，文盛于韩、欧，而诗之亡即 自陶、杜始，文之亡即 自韩、欧始。后人执为 口实，群起而攻，此论遂为诟府。其实确有所见，意非尽妄，特放 言高论过易，故招尤丛谤，理无 由伸耳。自古极衰之根，每伏于极盛之 中，循环往复，不 止诗文为然。陶、杜出而人争学为陶、杜，韩、欧出而人争学为韩、欧，既未窥见本原，又 未洞其得失，于是陶、杜、韩、欧独至之诣不能法也。……此非陶、杜、韩、欧之过，学为 陶、杜、韩、欧之过也。极衰始于极盛，理本不诬。大复任意纵笔，故作大言惊人，而词不 达意，致招掊击，原属 自取，第不究其言之所以然，一味诋诃，则又耳食之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