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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 第一节　前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王朝开始后，常要作两件大事。一是为前朝修史，一是为本朝制律。这两件事的意义都很重大，皇帝都派重臣主持，并亲自过问。西方国家的情形虽不完全一样，而在近代开始后，各个新兴的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制定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忙于各种政治运动　　本来在70年代末，同时成立了起草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4个法律的机构，但结果，后3个法都公布了(其中民诉是试行)。民法流产了。以后才陆续分别制定公布了婚姻法(新的、1980年)、经济合同法(1981年)、涉外经济合同法(1985年)、继承法(1985年)、最后是民法通则(1986年)。这当然有种种原因和理由。　　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民法典)的呼声在中国法学界几起几落，有时使法学家们兴奋，有时使法学家们消沉甚至悲观。这一段历史，应该留给法制史学家去回顾。是非功过，也留待后人评说。　　近两年来，关于民法典的呼声又抬头了。法学家们似乎变得聪明些了，或者说变得“稳重”些了。既然知道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是高不可攀的，现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把它作为一个远期目标。现实的努力放在民法典的各个部分——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等等之上。近年来，修订了某些法，制定了某些法，草拟了某些法。中华民族这位老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虽然有点步履蹒跚，却在向前奋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