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年会论文（发表）》.docVIP

构建法治的民间基础 ——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出发 李晓辉 自有国家以来，社会往往存在官方和民间的分野。中国文化中有“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分别；西方文化也有political life和 folk life(daily life)的对应。“庙堂”中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往往属于少数人，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则构成了“民间”，构成了支撑社会存在的庞大金字塔底座。“‘民间’（folk）往往用以指称大众和普通人，尤其是指称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大多数人口。十九世纪以来，“民间”一词就主要用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这一语词也经常在粗糙的本土法律形成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直至十九世纪，人们还普遍认为：未受高等文化影响的社会结构中的底层仍保有较为传统粗陋的生活方式，因而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初民具有可比性。”在空间上，民间存在于广袤的乡野、城市的寻常街巷和那些常常被人遗忘的角落。那里缺少阳春白雪和优雅奢华，有的只是质朴、简陋的生活方式。在风格上，不论文学艺术还是行为方式，“民间的”向来是下里巴人的、俗气、粗糙的。然而，恰恰是众多普罗大众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任何社会观念的实践都无法逾越他们，任何社会目标都无法在“民间”缺席的情况下实现。 在西方，法治生长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土壤之中，经过多年的演进，基本上完成了启蒙、发动和普遍化的过程。而对于法治的后发国家而言，最缺乏的就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很多非洲国家，大量移植了西方法律制度，但仍然停留在纸面之上。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社会经济改革，很多人认为是失败的，印度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一言中的，他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但这种“速成”模式也很容易带来“制度消化不良”、“制度和生活两层皮”等社会问题。当下中国法治的精英路向与中国现代化总体上的精英路向是一致的。从清末变法修律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直至解放前，总体上是西法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是沈家本、武廷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法制现代化的少数先驱启动的。而在西方法治理念进入中国之时，我们刚刚结束两千年漫长的封建历史，大众中几乎无人理解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为何物。建国初期，在大众层面，全国人口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和“精英互换”的良性机制仍有待完善。精英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仍然相当大。 “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型” 社会结构（即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的人群数量较少，而中间阶层的数量庞大）是最稳定的。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中间阶层收入稳定、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代表稳定的消费市场。中间阶层比较认同法治理念，向往法治带来的制度理性、规则意识和权利保障。因此，这部分人是建立法治社会的重要依托。中间阶层的法治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将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引导和感召，对于提升社会总体法治意识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社会调查显示：在中间阶层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市民的法治观念和意识普遍较强。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中间阶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部分城市。中产者的职业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类：国家公务人员、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知识型中小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包括：律师、IT业工程师、中高级教师、中高级演艺人员……。100万至300万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并且每月还有不低于5000元的持续性收入的人就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了。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层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 这是一个公务员身份转换后的表述，恐怕和会议讲话中的 “依法行政”、“廉洁奉公”的官方语言相距较远。当一个公务员从公共生活退居到私人生活，以平民网友身份出现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成为民间话语的一部分。一项针对某省的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的调查问卷中，在回答：“通过什么事件，你感觉法的神圣被玷污”时，51.3%的人选择政府官员的行为，居第一位，33.04%的人选择法院判决，居第二位。而在回答：“通过什么事件，你最能感觉到法的正义性”时，67.83%的人选择法院判决，居第一位，13.91%的人选择政府官员的行为，居第二位。这一调查问卷反映了政府官员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已经认识到政府行为和司法行为是塑造法治环境的主导力量，认识到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恰恰是官员和司法人员的行为玷污了法治的尊严，他们自身在这个过程中负有责任。转型期法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人格分裂使法律制度无法实现它的制度目的。看似很多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都在讲法依法，使用法治的话语。但这种话语在多大程度上会与行为实践相一致是相当令人怀疑的。这种来自社会中上层的虚伪和做作将会使法治逐渐形式化，使法治最终将成为全民通用的谎话。 二、被遗忘的社会底层 尽管现代化过程往往伴随着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