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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探析 吴纪纲 论文摘要：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拥有军队的政治集团倡导的、军人的根本价值观念，是军人衡量是非善恶，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的根本价值尺度。本文考察了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基本脉络、内容和培育方法。认为，古代军队十分重视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虽然古代没有“军人核心价值观”这个词，但并不能说明它不存在。正如古代没有“基因”这个词，并不能说明基因在古人身上不存在一样。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在以儒家为主线的政治思想和以兵家为主线的军事思想基础之上的，主要内容是：尽忠、保民、勇敢、气节。古代军队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方法有：教化为先、赏善罚恶、树立楷模、日常养成等，强调全面教化“大化至一”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六韬·武韬》的“发启篇”主张收揽人心必须上下甘苦与共，好恶相同指出：“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与士卒同思、同想、同憎、同爱，思想感情上的沟通共鸣，足以弥补物质的不足。《三略·上略》开宗明义指出了“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后，接着指出：“与众同好靡（没有）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就是说，与兵民大众有共同的愿望，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业，与兵民有共同的仇恨，就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同样强调上下思想一致重要性。孙武提出“令民与上同意”，认为只才可以为而生，为阶级而死，而不惧怕任何危险。兵家诸葛亮在《将·习练》中说：“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宋朝的《百战奇法·教战》中指出：“凡欲兴师，必先教战”清代起义要求“上为上帝报天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气，共享天下太平”对官兵“讲解分明，互相开导，俾人人共识天情，永遵真理。”“去邪归正，返朴还淳，修练成人，同归真道。”各个时代的军队是各个时代赖以生存、巩固和发展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暴力工具，“忠”他们问题。如早在我国刚进入文明社会之初的“三代”时期，《尚书》中记载的夏启、商汤、周武王等奴隶主阶级的君主在进行战争征时，都以“天子”的身份，声称所进行的征伐是“替天行道”，以此兵民对自己忠诚，驱使他们效死作战。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武把教化士卒同君主保持一致，看作是战争胜负的五大因素的首要因素明代何汝宾在《兵录·教练总说》中指出：“教以忠义，使士卒皆有亲上死长之心，然后令之执干戈，擐甲胄以御敌，自然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有不战，战必胜矣。”清代《大光绪新法令·训练制谈》中也指出：“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其次练兵。凡兵丁入伍之初，必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可见，中国古代兵家都十分重视“忠”的教化，培养和造就了许多“忠君报国”的杰出将，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受命之日，不问家事”；汉朝霍去病，率兵北击匈奴，战功卓著，却不接受汉武帝赏赐给他的豪华府第，“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表现出了他为国破敌，为君分忧而忘私舍家的风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蜀汉军政兼一身，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家里无多余积蓄，妻子无多余衣服说明，“忠君报国”，是古代将 保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权的基础在民，将士来自于民；民是不穿军服的兵，兵是穿上军服的民。爱民保民就是爱兵保兵，是争取民心、兵心，凝聚部队，增强战斗力的关键。为此，历代政治集团无不打出吊民伐罪、为民兴师的旗号。左丘明提出，“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明太宗宝训》中说：“发兵为诛暴，诛暴为保民。”《武备要略，火攻总编》则说，兵者，“所以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之中者。”殷商末期，武王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誓师，声讨纣王残害百姓的暴行，“吊民伐罪”相号召，坚定将士胜利信心，争取殷商民众的支持。戚继光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卫国保民”教育，要求将士“以保民为职，以安国为念。”清康熙皇帝要求“为武将者，弓马固其所重，尤须兵民相安，方为尽职。”（《清史稿·志一０八·兵四》强调：“兵与民宜两相顾，不宜两相仇。”清代镇压太平军的，“忠义血性”作为他治军的最高思想准则。全面教化“大化至一”，心归向孙武只有“以其（道）教民”，“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才能使士卒“齐勇若一。”《荀子·议兵》“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将苑·习练》指出：“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必须礼义忠信的教诲法律引导严格赏罚才能否则，如果“苟不得其心，彼虽精于技艺，而不为吾用。”明代何汝宾《兵录卷二·教练总说》“教以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