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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 古代社会与自由主义的不同视野 希腊语中“idion”（私人的）与“koninon”（公共事务）比起来，偏贬义，意指非公民，是粗俗的，没有价值的愚人，他只管他自己。 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开始抬头。 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隐私的概念，即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生活概念。在私人领域中，个人不受或不应受到他人的干涉，能够做和想自己所中意的任何事情。这种不受干涉的自我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思想，它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 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约翰密尔：公私领域必须区分，“社会本身是暴君”。 密尔没有考虑个人对社会的伤害，这也是保守主义者攻击他最力的地方： 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某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道德，共同的观念。但是，个人的认同与价值观事实上都是由他的文化传承以及他所处的社群中获致的。因此，一个人的自我的形成与社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使得社群的价值成为个人的价值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 阿伦特：公共空间与人类行动 公共领域是特别属于政治的。 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人类最高的自由出现在相互作用之中，即阿伦特所说的行动。行动者相互承认彼此为行动的主体，而“行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政治是人类自由至高无上的场所。 密尔与阿伦特都厌恶标准化与平凡性，对同质化的资产阶级社会充满恐惧。两人都坚信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也都认为绝对有必要在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但阿伦特捍卫的自由是政治共同体里的自由，她想要保护的不是私人权利，而是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能被付诸实现的政治自由，主张保护公共领域抵御私人领域。 阿伦特的“公民共和主义”：人们从事政治行动不是为了促进个人福祉，而是为了实现内在于政治生活本身的原则，如自由，平等，正义和团结。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工具性共和主义）： “古典共和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如果民主社会的公民们想要保持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确保私生活自由等公民自由权，他们还必须既有高度的‘政治美德’，又愿意参加公共生活。” 三. 市民社会：从黑格尔到葛兰西 “经济”的原意是“家庭管理术”，允许其进入公共领域，人对维持生存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认定为具有公共意义，出现了“社会”这样一种形式，即近代市民社会。 黑格尔在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的基础上最为精当地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 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被看作人们之间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系统，人们被认定为具有诸多需要的主体，并不存在必要的和谐与一致。 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 洛克的自由主义：国家是限制之所在，社会才是自由之所在。 黑格尔：推崇公共精神与爱国情怀，依靠国家来维护普遍利益。 马克思：市民社会是纯经济的关系；国家不代表公共利益，是生产过程中阶级结构的政治表现；市民社会支配国家。 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看作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行领域，其任务是实行霸权并通过霸权获得共识。与马克思不同，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他眼中的市民社会是“在政治社会的外衣下建设环环相扣的复杂的市民社会，使个人达到自治，但又不至于与政治社会发生冲突，相反却成为了它的正常延续和有机补充”。 四. 哈贝马斯的理想情境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称作“私人走到一起形成公众，准备驱使公共权威在公众舆论面前使自身合法化的论坛”。 康德的公共性原则： 前提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免于被操纵和强迫，实践理性通过争论而不是地位和传统被制度化。自主是参与的先决条件，公共讨论训练了个人的自我反思并不断提醒个人将自己的思考置于普遍性的“公众”语境之下。 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已经瓦解：它越来越深入社会领域，同时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失去了让公开事务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控的政治功能。 哈贝马斯的尝试： 1. “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生活世界：一种生活世界构成一种理解过程的视域，参与者借助这种视域，对于一种客观世界，或他们共同的社会世界，或者各自的主观世界中的某种东西，表示意见一致，或相互争论。它是个人关系的领域，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发生于其中 系统：劳动分工和不同领域的行动及目标的运行，它包括市场经济和官僚政治。 金钱与权力逐渐取代语言成为人们互相交往的控制媒介，经济活动和行政活动把生活世界技术化了，剥夺了社会行动者自身行动的意义。 2. 交往理性 蕴含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官僚体制中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蕴含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理性是“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致力于描画交往理性的发展，以及它的认识论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应用。 五. 重思公与私 本书旨在使用公民共和主义框架（把公共生活的核心看作公民在自由，平等地基础上积极参与集体决策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