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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 当前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完成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法制现代化的运动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其中经济法作为一门新生的法律科学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着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昭示着法律文明的进步，因此，有学者提出“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现代性”。①“现代”一词，要为之下一定义是困难的，但是“现代”必然包孕着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开放的合理性特征，这一点不言自明。在这一前提之下，西方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必然成为在变革时期新生的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参照系，由此，“法律移植”、“法律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但是，当这一思路演变成一种高昂的热情时，经济法的发展难免脱离其理性轨道，掉入盲目与虚幻的泥潭，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在社会与法制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经济法必然要参照西方经济法的成熟理论与实践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 　　一、关注经济法本土资源必要性 　　关于法律对于社会的作用，学者们往往持两种态度，一种是乌托邦式的所谓“理性建构主义”，另一种则较为保守，认为法律无法塑造经济，只能立足传统与现实经验，作局部改进。这两种思路均有可取之处，法律的发展既要考虑外来先进文明的先验逻辑，也应考虑本国传统的经验历史，但是对于经济法这一门新生的具有现代性的法律科学，在中国并不是传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