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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关斋到《西游记》 【摘要】 汉家的佛学从八关斋到《西游记》不仅仅告诉我们佛学是如何迎合中国文化而改变，也不仅仅告诉我们中国如何适应着印度佛学，它演绎的是异域文化如何给本土文化带去新的生命力，给陈旧的文化以趋利避害的手段。 【关键字】 汉传佛学 中国传统文化 异域文化 本土文化 变革 【正文】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虽然还众说纷纭，但即使从东汉白马驮经算起，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两千年来，虽遭受了三次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仍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摸样。然而，如今我们所接触到的佛学却和当初白马送来的佛学相去甚远了。 如今大陆与台湾的信徒，追求的是了脱生死轮回与老、病、死三苦。然而在佛教传入华夏之初，却正是因其“轮回”而与道教之追求长生相悖的，又何来了脱生死轮回之说。 为了更感性的认识传入中国之初的印度佛教，不妨从八关斋，这个摘自《法句譬喻经 卷二》“这些香饰璎珞是海神送给商人波利的珍贵宝物，波利又将它献给我。所有后宫夫人看了无不想要，唯独末利夫人因为奉持斋戒，心不存贪念，所以辞谢了这些礼物。”原是当时夫人持守八关斋戒，因为身着素服，没有装扮，却全身散发耀眼光彩，比平常更加庄严。在匿王把香饰璎珞赐给夫人时，夫人却婉拒道：“希望国王能够与我前往佛陀的精舍，将香璎供养佛陀，并且聆听佛陀的开示，如此生生世世都能受福无尽。” 波斯匿王接着又说：“弟子以如此的诚心护持夫人斋戒，并且真心信仰佛道，不知有无福德呢？” 感于国王的诚恳，世尊接受了香璎，并且说了一首偈语： “多作宝华，结步摇绮，广积德香，所生转好；琦草芳华，不逆风熏，近道敷开，德人逼香；栴檀多香，青莲芳花，虽曰是真，不如戒香；华香气微，不可谓真，持戒之香，到天殊胜；戒具成就，行无放逸，定意度脱，长离魔道。” 且不说这则小故事中，佛陀所阐的修行方法，但看末利夫人和匿王所求“生生世世都能受福无尽”便可知，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非常看重轮回，追求的今生来世的福康，而非了脱轮回。与大陆与台湾的佛教不同，藏传佛教则恰好保留了这点，即使是达拉或者班禅，也了脱不了轮回的。 这种南辕北辙追求，毫无疑问是受了汉学的影响的。 作为中华民族主题的汉民族传统的人生态度，与印度的超现实性完全不同，是以乐生、贵生的实用理性主义为特征。他们以一种功利的、理性的态度对待现实生活，而不是去思考人生价值。这种功利的、理性的参赞化育，使得大部分中国人从来只讲究现世的觉悟，即使统治阶级欲用印度佛教的基本人生价值论——有生皆苦，来平息百姓对于水深火热的生活的不满，仍免不了暴乱。 以至于中后期，大乘佛教因其符合了“兼济天下”的本土文化，得以在中国流行，与之相反，追求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却无法扎根汉地。而成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更是不寄希望于来世后世的累劫修行，只讲现前的超脱，正体现了印度佛教被汉族本土文化所影响，甚至是对人生态度的同化。 一种异域文化的传入，不可能在本土文化相悖的情况下，仍能保证其纯正的血统，他们往往会被民族记忆同化，或者被曲解以适应本土文化，尤其在崇尚中庸的华夏。 经过千年的发展，在中华大地——特别是汉地的佛教，为了适应儒、道文化，最终成了《西游记》中仙佛并存，得道亦能直接摆脱轮回、成佛成菩萨的形态。 当然，汉传佛教不只在被同化，同时也影响着汉学。隋唐时期的佛教理论，把儒家心性佛教化而成佛教心性为特点。到了宋明的新儒学则是外儒内佛，特别体现在思维模式和修行等方面。 中国的学士、士大夫，也乐于接受各式各样的文化。 李白自表：“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周敦颐问“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时，了元以“满目青山一仍看”作答，周敦颐一日见窗前草生自语“与自家意思一般”作：“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合豁幽潜。 草深窗外松当道，尽日令人看不厌。” 即使是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苏轼，虽前期因不信佛而亲近佛教，后期仍是自称居士，接受甚至可以说是“归诚”佛教。 王维、杜甫、杜牧、王安石、黄庭坚、杨亿，中国文人儒士们与佛教文化似乎有点难舍难分，太多的文人与禅有着不解之缘。 不止是古代文人，当代也有不少学者喜欢写充满禅意的文化散文。但却终究只是学禅，少有济公和尚那份“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心，更多人把这句高妙的话当做了笑料。 可能因为佛教之空与中国自古艺术审美对虚的追求相映，也可能是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雅即是对理性的诉求与佛教哲学异曲同工，佛教之于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与本土文化对立过。因此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并从未遭到过民众的抵制或者打压，所谓灭佛运动，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罢了。 与之相反，基督教文化之于西方却是与崇尚原欲的本土文化在一段时间内斗的你死我活。在中国可以以禅入诗，在西方却是理智与原欲不停地争夺对文化的统治，从中世纪文学到文艺复兴，再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西方人不乐意旁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