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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赋权和沟通：回顾与展望 【正 文】 这个时候特别适宜就媒体表达以及交流机会的问题回顾一下1995年《北京行动宣言》，因为许多同样的问题——以及新问题——最近在2005年11月于突尼斯闭幕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上又再度得到重申。对我个人来说，再度反思一下十分有益，因为我从1994年曼谷妇女与媒体会议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伦多会议一直参与其事，我也参加了北京妇女与媒体世界大会(Sreberny, 1995)。就国际政治性的辩论和发展规划而言，十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人们也许有理由声称有关性别和交流问题在2005年的全球议题上比在1995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促进“性别平等和赋权”成为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三项，而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虽然仍然颇有争议——交流问题的重要性。诚然，性别问题在世界信息峰会的过程中是一个经常讨论的议题(Sreberny, 2004)。 我不能，也不想整个地回顾北京峰会的所有成就以及它所遗留的缺陷。而只是想在如下三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在问题的概念框架方面的延续和变化； ·在改变了辩论条件的世界中，媒体和一般交流的广泛发展； ·正如世界信息峰会辩论所呈现的，当代对于性别和交流的特别关注。 从性别视角来看全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