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docVIP

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forthcoming: Handbook for Economic Sociology, eds.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November 2003 Victor Ne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柯燕 柳长兴编译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1、在社会科学中将制度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的焦点已经引发了多种新制度主义方法。这并不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对跨学科的概念产生了多大的兴趣，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供交流和讨论的话题。Ronald Coase, Douglass North,和 Oliver Williamson等人的著作中关于和经济制度的内生性的出现和演化鼓舞了经济学中的一场基础宽广的运动。在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者——主要是John Meyer, Richard Scott, Paul DiMaggio 和 Walter·Powell已经通过分析制度环境和文化信仰如何塑造他们的行为而重新指定了关于组织的研究范畴。在一个（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并行的（有关制度分析的）注意力方面，经济社会学家—Neil Fligstein, Richard ·Swedberg 和我讨论了一个新的焦点以解释制度如何同社会网络和规范互动以塑造和指向（direct）经济行动。这些方法的常见的起点是认为制度问题（institutions matter）和对制度及制度环境的理解是社会科学一个核心的议程。 2、这篇文章并不寻求社会科学的新制度主义覆盖的范围内的一种无所不包的综合。1 相反，我有选择的关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作为一种方法呈现新制度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特征的新制度主义，这种核心特征返回了作为一个关键焦点的研究议程——解释经济生活中的共享信仰、规范和制度的运作。我的目标是把社会关系和制度整合到一种现代社会学方法之中，通过强调调控方法的机制以研究经济行为，通过这种调控方法，制度结构的正式元素联合网络中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和规范一起促进、激励和支配着经济行动。2 所以所有远的和近的因果机制都被论及了，并被整合到一个经济生活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来。这必须重新考察Weber (1904-05; [1922] 1968)的观点——理性是被共享信仰(宗教和文化)、规范和制度系统激励和引导着的。一个调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性框架强担当了作为检验制度结构的出现、维持和变迁的基础。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新制度经济学 3、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旧制度主义提供了一个有诱惑力和洞察力的关于经济制度的描述(Veblen [1899] 1934,1909; Mitchell 1937; Commons 1934, 1957)，但是最终失败在塑造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的企图上面。然而，它遗留了一场经济学中的持不同见解的运动，正如Coase (1984: 230)讽刺的那样，它产生了“一堆描述性的素材，它等待着一个理论，或者是一场大火。”由于旧制度经济学在学理上存在局限性，他指出，“区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不是他们关于制度的讨论，而是他们使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那些制度的运作和发现经济运作中的制度的角色。Kenneth Arrow (1987: 734) 在他回答他的修辞（rhetorical question）问题时提供了一个相似的评价，“为什么旧制度主义学派，如糟糕地消失了，尽管它含有那些有力的分析，例如 Thorstein Veblen, J.R. Commons, 和 W. C. Mitchell”。新制度经济学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他认为，不是因为它 “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资源配置和效用最大化” 提供了新的答案，而是因为它使用了经济学理论来回答“新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制度沿着他们特有的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 4、毫无疑问，新的经济学制度主义已经通过采用而不是象早期的制度主义那样拒绝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寻求他们同旧制度主义的差异。首先，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纠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漏洞，并且指出了Pigou关于税收和管制是处理有害外部性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的错误论点。3 他对交易成本概念推论的使用与Stigler加入的信息成本以修正新古典主义理论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第二，代理人是“倾向于理性，但是只是有限度的实现了它” (Simons, 1957:x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