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知识—权力”结构的拒绝-刘.docVIP

文学对“知识—权力”结构的拒绝 文/刘再复、李泽厚 2009年03月15日，星期日 ??? 刘：你这次回国，带出来甚么文学书，可以让我先看看。 ??? 李：我就带了两本王朔的书，一本是《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本是《我是你爸爸》，不过，我发现《爸爸》这一本缺了好多页，现在的出版质量就是如此。新起的年轻小说家，我读得很少。 ??? 刘：我读了一些，苏童的小说我几乎全读，王朔、余华、叶兆言、格非的也读了几本。 ??? 李：你的印象如何？ ??? 刘：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解构革命，解构大写的人，解构历史，解构意义，解构过去的总体敍述方式。解构人，才能和伤痕文学相区别，解构历史，则与过去的革命文学完全不同。过去老讲“历史必然性”，他们笔下的历史则充满偶然，连革命历史也充满偶然。他们完全打破目的论历史观，并不认为历史一定有意识地追求某种崇高的目标，而常常是盲目的生命流、情欲流。我很喜欢苏童作品，他才二十七八岁，他完全写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历史，但是，这一历史是被他充份个人化的历史，是他想像中的历史。 你一直不赞成历史必然性那一套思路，如果看了他的作品大约也会喜欢的。 ??? 李：可惜我没时间读，但王朔小说对意义的解构还是看得出来，雅俗共赏，它恐怕属於大众文学范围。我对大陆的“大众文学”的兴趣超过对“菁英文学”的兴趣，大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对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解构力量。 ??? 刘：王朔与苏童、余华等不太相同，他的确更接近大众文学。我喜欢把王朔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而把苏童们作为文学现象来欣赏。苏童追求艺术的自律，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追求艺术在商品社会中的异在性、疏离性，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反叛，包括对商品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反叛。为了表现这种异在性，他们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独特的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常常把异在性推到极致，以致相当夸张，所以他们的小说常常有力地暴露现代文明对爱欲的压抑。 ??? 李：王朔照顾大众的口味。 ??? 刘：不错，王朔和商品社会有所妥协，也迎合一点大众的需要。包括比他们大一辈的贾平凹，他的《废都》，也不是艺术自律性很强的作品，也与商品潮流有所妥协。 ??? 李：但是，新生作家都非常极端，反对一切意义、一切价值。 ??? 刘：是的，把自己的观念和敍述方式推向极致，这是这些年轻作家共同的“文本策略”，这也难怪，文学常常要通过“极致”这一办法而走出自己的路。王朔撕毁一切价值，是极端；而苏童、余华他们则全力地表现艺术作品特异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也是极端。所以他们在写人的时候，也不惜把人非人化。在余华的笔下，人绝对不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绝不是有善有恶的人性载体，而完全是另一种特异的动物。 ??? 李：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作家要把世界画成甚么样，都有他的自由，都可以。他们要坐着写、站着写还是躺着写都可以，各种风格、各种写法，只要写得好，我都喜欢。要把某种观念、某种写法推向极致，也无可厚非。 ??? 刘：文学最怕平庸，作家自然必须无情地粉碎平庸和防止自己落入平庸。而且着意解构某种观念也不奇怪。尼采、易卜生都是解构家，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是传统的解构家。很奇怪，对过去流行几十年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决定论这一套思路，大陆人文科学领域并没有出现有力的解构，倒是在小说文本中可看到对这一思路作了真正的告别。 ??? 李：文学毕竟更敏感。应当欣赏这种解构的力量和艺术。但也可以提出解构之後怎么办的问题。意义、价值都解构掉了，那么人活着的依据和理由是甚么？ ??? 刘：彻底的解构也包含着危险。这批年轻的小说家在解构中才华横溢，对一切不合理的存在的嘲弄也很有意思，但读了之後让人感到他们的作品还欠缺了点甚么，我想，这大约是欠缺必要的人文关怀。我们不能要求文学在文本中发表人文宣言和人文告示，但要求有点潜在的热能和关怀的暗示大约不算苛求。《红楼梦》对虚伪的理学和仕途经济之路作了精采的解构，但它蕴含着很深的人文关怀，它对生命，特别是对年轻的美的生命的关怀使得作品不仅精采，而且带上永恒性和伟大性。 ??? 李：《红楼梦》破坏传统，但它肯定了真挚的爱，有真性情，认定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生命值得珍惜、肯定和爱恋。不像现在有些年轻朋友觉得甚么都是假的，甚么都不值得珍惜，甚么都不应当肯定。不知道这些年轻作家是否也有这种倾向。 ??? 刘：《红楼梦》的提示至少值得年轻的才子们借鉴。解构是一种潮流，而且是二十世纪世界性的潮流。在中国语境中的解构潮流，有成就，但也有点潮流化的缺点。文学创作是充份个人化的活动，最好是不断有意识地反潮流，包括有意识地解构潮流中放一点有建设性的、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情感，以给这个日趋冰冷的人世间一点暖流。 ??? 李：我们在一九八七年的文学对话，引起一些年轻朋友的责难，今天说不定又使他们愤慨。但不要紧，我们是坦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