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保守主义的两难.docVIP

曼斯菲尔德：保守主义的两难何谓保守主义？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即便在一时一地，例如当今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各种力量也相互抵牾，例如坚持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论者（libertarians），力图维续国民道德的社会保守派，还有主张增强国防的新保守派，以及对理性原则反感、对传统美利坚民族（如果还有的话）忠贞不渝的传统保守派。不过，我们还是不妨从一般的定性开始。保守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尽管这一概念并不那么好界定，但保守主义的社会信条以权利为基础，进步则是其目标。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反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彼此关联，它以自由主义为起点，是自由主义的小兄弟。“保守主义”这一术语出现在十九世纪，它旨在反对法国大革命。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哲学意义上，保守主义都与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个名字有关，伯克是法国大革命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反对者，他是第一位保守主义者，尽管他实际上并未使用这一词汇。 保守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但这种反对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呢？这里我们就遭遇到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基本两难：保守主义是要提供一种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抑或其使命只是在于纠正和弥补自由主义的局限？十九世纪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讲那些反动派，试图维护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并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物，他们维护王权和祭坛（君主和教会），反对新的民主和进步力量。但在法国，同样有一批保守的自由派，如贡斯当、基佐和托克维尔，他们在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同时，对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不无谴责，并力图找到疗救这种行为的方案。如约翰·密尔这样的自由派在《论自由》（1859）中谈到秩序派和进步派时就对这一派自由论者的主张有过如下阐述：进步派在前头引路，而保守的秩序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力图使其放慢脚步，头脑冷静，它并不试图阻挠自由派，因此，保守派为进步派提供了“消化液”。在这里，保守主义者的使命就在于保守自由主义。两种保守主义路向由于各自的策略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假如保守主义欲取代自由主义，那么正确的策略是回返（go back），而如果它旨在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那么它就选择缓行（go slow）策略。假如保守主义欲取代自由主义，就需要提出属于自己的原则作为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回应，必须在时间上回返方可找得到。回返意味着一场针对当下或现状的革命，这种革命如同1995年发生在美国的共和党革命，往往会引发不安、混乱，并被指斥为极端主义。然而，假如保守主义试图通过自我调适以适应自由主义，那它就得选择缓行策略，将自己的原则抛诸脑后，在人们眼里，它就像老乔治·布什或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那样成为负责的保守派。对那些负责任的人们来说，一切观念都会造成进一步的难题，包括（或者说）保守派观念尤其是这样。在他们眼里，那些服膺于观念的人们都是些空想家（ideologues），陷入了老布什所蔑称的“视觉幻象”（the vision thing）。在这里，幻象被认为是坏东西。它们更接近于噩梦，而不是美梦，但无论是噩梦还是美梦，都不过是梦。在民主体制中，那些喜好幻想的人往往梦想一种更加完美无缺的民主。实际上，这种幻象并非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它更多的是我们业已拥有的。为了说明保守派的这一两难，这里不妨暂举一例，例如发生在美国的围绕“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辩论，这一举措旨在为那些在严格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竞争中尚不够格的少数民族公民提供优先权。保守派反对平权行动，因为它导致了反向歧视，与择优原则相违背。而如果说择优原则可以付诸实施，那么究竟从何时起该原则开始成为保守派的原则？择优原则实际上是一项自由主义原则，当保守派将该原则拿来反对平权行动时，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自由派。或许这正是保守派在许多情况下应当做的。某些保守派人士，例如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认为，最好能够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以实现和谐融洽。他们坚信，我们不仅要捍卫择优原则，而且要为少数民族公民因曾经所遭受的不公正和当下的不平事得到相应的补偿。仅仅提出原则问题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而且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这一主张似乎同样也值得怀疑。弥补自由主义的缺陷似乎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缴械投降，使之大行其道。共和党革命的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对以往共和党领导人的缓行策略颇有微词，他指出，他们在增加税负过程中所承担的必要的财政责任使他们变成了“福利国家的征税官”。在平权行动上的让步使保守派面临如下危险：他们日益沦为政治正确和自由式的裙带主义的担保人或“帮凶”。面对自由派对自由主义的背叛，他们视而不见，而正是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派按照一个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他的种族和性别对一个人做出评价。因此，保守主义在回返与缓行之间陷